柯庆施说大话毛泽东Billing彪还决定,第十八章

2019-12-22 12:17 来源:未知

  成为上海的“女客人”

江青看中沪剧《红灯记》:为《红灯记》我花了不少心血 1963年2月22日晚上,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

  “女客人”把上海视为“基地”

 柯关于“迷信”和“盲从”的名言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史称“成都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种崇拜”的观点。他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崇拜”观本身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
  
  然而,就在这次会议上,“凡事‘左'三分”的柯庆施“紧跟”毛泽东,说出了这么一段“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柯庆施如此献媚取宠的话,居然博得了毛的欢心。曾任毛泽东通讯秘书的李锐告诉笔者,当时他听了柯庆施的话,感到非常震惊。(2010年5月13日笔者在北京采访毛泽东秘书、94岁的李锐老。)
  
  就吹捧毛而言,柯庆施其实比林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正处于“大跃进”岁月,柯庆施还有一句“名言”:“共产党员不说三分大话不算数,有三分大话,七分可靠就行了。”正是这一类“大话”,刮起了1958年的浮夸风。
  
  就在成都会议之后两个月──195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五中全会,经毛泽东提议,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为政治局委员。
  
  也就在这一年,张春桥经柯庆施提议,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据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告诉笔者,柯庆施那句“名言”,其实是当年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的,周佛海在抗战前曾吹捧汪精卫说:“相信主义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做到盲从的程度。”柯庆施只是把“汪主席”换成了“毛主席”而已。陈小津以为,这样的话只有张春桥才可能知道,提供给柯庆施。
  
  柯庆施千方百计取悦于毛,陈云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1980年11月,陈云两次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胡乔木等人谈起毛泽东,提到了柯庆施:
  
  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柯庆施不仅尽力取悦毛泽东,而且还尽力为“女客人”提供基地。
  
  就在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之后,引起了“女客人”的注意。1963年2月下旬,“女客人”又一次南下,来到上海。所谓“女客人”,是上海市政府交际处给第一夫人江青的代号。江青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演艺界活跃过一阵子,对上海非常熟悉。她喜欢住进上海市中心的锦江饭店。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江青说:“我来到上海,觉得非常亲切。上海的‘气氛'比北京好多了!我要把上海当作‘基地'!”
  
  在柯庆施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建立了“基地”--“大批判”基地和“样板戏”基地。
  
  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
  
  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发表于1963年5月6日、7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梁壁辉”。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柯庆施秘书吴云溥及《“有鬼无害”论》责任编辑唐振常向笔者透露,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47岁。吴云溥告诉笔者:“俞铭璜瘦而干瘪,但极有文才。”
  
  又据柯庆施另一位秘书蒋文杰回忆:“(1958年5月)在去北京开会之前,柯庆施的发言稿已写好。这一稿是张春桥的手笔。(主题是批判经济建设领域里的‘少慢差费'--作者注)到北京后,柯庆施改变主意,放弃张春桥起草的发言稿。从江苏代表团找来俞铭璜,另起炉灶,重写一稿。题目是《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俞铭璜确是快手、高手,仅用三四天时间,就赶出来了。”从蒋文杰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俞铭璜与张春桥同为柯庆施手下的“两支笔”。
  
  在俞铭璜病重、去世期间,柯庆施让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接替俞铭璜。从此江青倚重张春桥,帮助她抓“样板戏”。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只好“临时抱佛脚”,成天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听京剧录音,人称“京剧书记”。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在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谈京剧革命》,一句也不提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后来在“文革”中,张春桥当着红卫兵的面,也曾这样谈及:“1963年在上海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是与京剧革命相呼应的。那次汇演,是在柯庆施同志的领导下、江青同志的关怀下举行的。”
  
  在上海“基地”抓“样板戏”的同时,江青抓“大批判”--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早在1962年7月6日,她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就认为问题严重。不久,在跟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时,她提到了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部长们竟充耳不闻,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她向来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看准了《海瑞罢官》,那就绝不会轻易放过。遗憾的是,她只能靠嘴巴进行“批判”。她必须物色“笔杆子”作为她的刀笔吏,替她捉刀。
  
  江青继续求助上海。柯庆施依然推荐张春桥。张春桥对京剧是外行,对“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江、张、姚就这样开始秘密“合作”,炮制那篇揭开“文革”大幕的“宏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突然病故于成都   
  就在江、张、姚秘密“合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柯庆施已经病重。1964年4月20日柯在上海华东医院做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灶的那一叶肺。当时周恩来专程来上海,柯庆施做手术时在医院守候了3个小时。9月,柯庆施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陪同去北戴河养病。天气渐冷,10月23日起去广州养病,逐渐复原。1965年3月,柯庆施在广州经过仔细的体检,确认手术治疗是成功的,准备回上海主持工作。
  
  然而,1965年4月1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柯庆施死在成都,是因为他在广州疗养时,应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邀请,于1965年3月23日与贺龙元帅、聂荣臻元帅同机飞往成都,视察三线工作,住在金牛坝招待所。不料半个月后在成都病逝。
  
  柯庆施毕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给予很高的礼遇。柯庆施秘书吴云溥回忆,柯庆施在成都病逝之后,国务院当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成都。守灵3天之后,柯庆施遗体在成都火化。火化时吴云溥守候在侧,在骨灰中发现金属碎片,可能是假牙。骨灰盒由陈丕显捧着,前往成都军区灵堂。吴云溥和另一位柯庆施秘书先期飞往北京,在南苑机场降落。
  
  新华社连日报道为柯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11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柯庆施的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前往机场迎灵。灵堂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13日上午,首都各界13000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柯庆施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宣读悼词。公祭之后,柯庆施骨灰盒被运往八宝山第一室。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柯庆施大会在文化广场举行。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位置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在林彪右边,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华东六省也各自在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可以说,柯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对于柯庆施突然离世,江青非常悲痛。江青说:“我们应该永远纪念柯庆施同志。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上的。上海,多亏有了他,才抓起了话剧汇演和京剧革命……”
  
  1965年5月8日,柯庆施之女柯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那“来势非常厉害”的病,是什么病?在当时,不仅柯庆施患肺癌属于“绝密”,就连死于什么病,也是“绝密”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柯庆施之死渐渐被人们淡忘。但是,当报刊上提及他的时候,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总是称他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同志”。   

  神出鬼没,江青忽地一回回南来,“隐居”在上海。

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二○○号——文艺会堂,人头济济。

  往日,她也来上海,但没有这么频繁,而且主要是为了治病。如今,她来上海的使命却是“天机不可泄”。为了行踪保密,中共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女客人”相称。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1958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上海元旦联欢会,正在那里举行。

  她是“老上海”,她最喜欢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数百公尺的锦江饭店。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做“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

  当年张春桥为之写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的那个熊佛西,已是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了。熊佛西主持联欢会。当他宣布:“现在,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讲话。”全场响起了掌声。

  锦江饭店是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宾馆。锦江饭店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当年,夏其言、史枚就住在“十三层楼”附近的抬安坊。

须知,早在1931年1月22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山东王泊生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对于戏剧的爱好,尤其是对于京剧的爱好,使江青着手发动“京剧革命”。

  这一回,何庆施所发表的,并非应景讲话。他利用这一次对上海文艺界讲话的机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具有独创性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蓝苹和唐纳吵吵闹闹时,找史枚评理,便去信安坊。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何庆施说:

  华懋公寓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积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改建为锦江宾馆。另外,附近的建于一九三五年的十八层茂名公寓,建于一九三四年的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归入锦江宾馆。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全戏排完后,请总理看,总理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十三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

  在马路对面,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到上海学习、观摩爱华沪剧团的演出,由我带领。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的同志也一块去。爱华沪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为了答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志,我们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京观看京剧《红灯记》的演出。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主席同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他们非常高兴。①(① 《林默涵谈〈红灯记〉创作经过》,1988年4月27日《中国文化报》。)

  说了这么一段话之后,何庆施加以发挥道:

  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那里先后住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布什,日本首相田中、中曾根,法国总统德斯坦、西班牙国王胡安、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曾在锦江饭店下榻。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在京剧方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接到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剧本,就仔仔细细地进行改编。

  “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庆施。柯庆施是资深的中共领导人物,他早在一九二○年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江青在延安时,结识了柯庆施。那时,何庆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而江青则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说起来,柯庆施算是江青的老师。

关于《红灯记》的改编,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本来,这样一段话,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他继续加以发挥,那就走向了“左”的极端:

  一九五八年之后的柯庆施,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上海响当当的“第一号人物”。在一九六五年,他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为《红灯记》我是花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当中国这艘硕大的巨轮向“左”偏航之际,原来就思想颇“左”的柯庆施,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对这个剧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对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本来是无比宽广的。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一下子把历史题材以至革命历史题材,全都一刀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写,连“活”的“洋人”也不能写!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柯庆施在上海文艺会堂对文艺界人士发表演说,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左”的口号。

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极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毕竟年岁偏大,改用刘长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属。演员阵营颇强,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京剧《红灯记》波澜起伏,谱成一台嘹亮的崭新的“国戏”。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柯庆施讲话。

  所谓“大写十三年”,指大写解放后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面对如此阵营强大的剧组,江青却如一个唠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叨叨地发“指示”。她在1964年5月23日、5月31日、6月20日、7月1日、7月13日、11月5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他的“大写十三年”的片面性口号,立即遭到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的坚决反对。

  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正处于孤掌难鸣的她,求助于柯庆施,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她寻求支持,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柯庆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进行一番番密谋。

以下摘录她的原话,可见她的种种“指示”之一斑:

  张春桥急急地找姚文元,你一条,我一条,拼拼凑凑,写了个《大写十三年十大好处》……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了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

  柯庆施的讲话,引起了上海的“女客人”的注意。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七场景太堵心。

  “女客人”虽然住在北京中南海,却常常不声不响地往上海跑。她来来去去,行踪唯有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和上海锦江饭店保卫处知道。她从不坐飞机,为的是怕从半空中摔下来。她来去总是坐京沪特快列车,而且总是包一节软卧,供她和几个随从乘坐。一节软卧车厢,寥寥数人而“卧”。她宁可让别的铺空着。她喜欢耍这么大的“派头”。

  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村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她一到上海,就住在位于市中心茂名路上第一流的锦江饭店。这座由原先的华懋公寓与茂名公寓组成的宾馆,是她当年在上海滩的时候所非常熟悉的。她住进豪华客间,从不轻易露面。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

铁梅上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此人便是江青,当年上海滩上的电影演员蓝苹。为了替她的行踪保密,上海有关部门为她取了代号——“客人”或是“女客人”。

  此文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七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

  “女客人”常常来上海,最初是为了治病。她的病颇多,诸如精神官能症、慢性胆囊炎、急性膀肌炎、植物性神经系统病症等。虽然北京也有着第一流的医生和医院,她偏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曾给她的人生历程打上深深的印记,她最浪漫的一段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辉”。

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

  她是一个生性好强、不甘寂寞的女人。当年,二十来岁的她,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大报小报登满她的“明星”生活以及跟唐纳、章泯离离合合、打打闹闹的新闻,已经最充分不过地显示了她的个性。

  “梁壁辉”何等人氏?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云,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

  无奈,在延安,在她成为“第一夫人”的时候,组织上告诫过她,不参与政事,她也一口答应。好不容易,她在那里捱过了漫长的寂寞的日子。她自己也明白,新来乍到,羽毛未丰,无法染指党政大事。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进入北京之后,她探头探脑,要管点“闲事”了。

  在上海发出“有份量”的第一炮

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有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她挤了进去,也当个委员。

  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四十七岁。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为人耿直,对江青的“指示”不愿句句照办,后来由B角钱浩梁所代替。

  她并不想当个徒有虚名的委员。她试着管点“闲事”。据她自己后来回忆,她曾“力排众议”,不怕“光荣地孤立”,在电影指导委员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宫密史》”。结果,谁也不予理睬,简直气坏了她。

  两年后,柯庆施也去世了。

编导阿甲由于“不听话”,在“文革”中受够批斗,幸存于世。1987年,八十高龄的他,是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他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他曾感慨万千,说了这么一番话:

  一九五一年,她总算出过一回风头。那年二月,《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她对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周扬不以为然,竟顶撞了她:“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俞铭璜和柯庆施在去世前,都没有留下“女客人”关于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回忆。倒是应该“感谢”江青,在她得势的时候。“吹”出了这篇文章的内幕。不过,毕竟是当众演说,她也是寥寥数语而已。

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 ①》,1987年12月25日《文汇报》。)

  到了这年五月二十日,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显然,天平的砝码倾向了江青一边。

  这篇文章的“组织人写”以及发表,是颇为重要的事件,此后,江青选择上海为“基地”,选择《文汇报》为“阵地”,其源盖出于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宏文”,实际上只是此文的“续篇”罢了。

《沙家浜》与《智取威虎山》的“样板化”

  江青趾高气扬了。她第一次露面,率领“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堂邑一带,进行了一个来月的调查。据她说,她冲破了周扬派去的秘书钟惦裴等的重重“阻挠和破坏”。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载经毛泽东修改、江青等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是江青赢得的第一次胜利。

  笔者从上海《文汇报》友人那里得知,当年经手“梁壁辉”的文章的是唐振常。

1964年7月,毛泽东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她一次次参加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一次次进行“指导”。正当她欲大展宏图之际,于一九五二年二月病倒了,不得不去疗养。

  当年他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虽然他如今调离了《文汇报》,笔者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寻访了他。他回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要改《沙家浜》。”

  在疗养中,她仍想重返政治舞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她曾忽地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消息:毛泽东十分赞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她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唐振常记得,那篇稿子是“上头”来的,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苏交给他,叫他照登的。其实,稿子也不是陈虞苏组织来的,是“上头”交下来,要他“奉命照登”罢了。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京剧《沙家浜》的名声就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学习的“样板”。

  周扬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报》,一个来月过去,居然毫无动静。显然,周扬没有把她的意见放在眼里。

  唐振常一看那笔迹,很熟悉,知道乃是俞铭璜的手笔。那时,俞铭璜常给《文汇报》“笔会”副刊写杂文,跟唐振常联系颇多。不过,毕竟俞铭璜身为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以真名发表杂文诸多不便,常署笔名“于十一”。这一回,“梁壁辉”笔名是头一次用。据唐振常回忆,似乎只用过这一次,后来他未用过“梁壁辉”。因此,倘若不知内情,想要考证用过一回的笔名“梁壁辉”是谁,将颇费周折。不用“于十一”,特地新拟了笔名“梁壁辉”,这本身便表明了此文非同一般,作者使用了“隐身术”,故意不让人知道究竟是谁写的。

江青在上海“抓”走了两出戏,得力于柯庆施的支持。江青在1965年4月27日,曾这样谈及柯庆施:

  十月十六日,再度发生重大的转折: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评了周扬这样的“大人物”,支持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

  此后,在俞铭玻故世之后,种种悼念他的文章,也都从未提及“梁壁辉”,从未提及《“有鬼无害”论》。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毛泽东的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这里所说的“有人”,正是指江青。

  唐振常与俞铭璜有过许多交往。他说,俞铭璜此人并非“左”派,当时是“奉命而写”,写了那篇贯彻江青意图的《“有鬼无害”论》。

柯庆施跟“女客人”配合默契。1963年12月25日至次年1月22日,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贯穿这次观摩演出的,便是柯庆施在1963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遵嘱毛泽东的意见,刊登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这倒是确实的。俞铭璜的入党介绍人惠浴宇,写过《记铭璜同志》一文,内中写及:

江青在来沪观摩华东区话剧演出时,又抓了一出新的京剧“样板”——《智取威虎山》。这一回与前两次不同,这块“样板”由上海京剧院排演。

  江青第二次又获得了胜利。

  我的记忆所及,他曾在各个时期、各种场合,为彭柏山等一批所谓“胡风分子”

江青一次次对《智取威虎山》剧组下“指示”。她曾说:“《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

  紧接着,她又病了。一病,就是七年——从一九五五年病到一九六二年。病中,她只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样两个空头官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

  说过话,为方之等一批所谓“右派分子”说过话。他们有的曾是铭磺的战友,有的不大熟悉,有的和他个人之间还有过龃龉……①①惠浴宇,《写心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然而,当她听见别人对《智取威虎山》颇有微词时,她勃然变色,说了一番声色俱厉的话: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她决心第三次涉足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

  俞铭璜曾有着“苏中才子”的美誉。他的古文底子颇好,笔杆子厉害。陈毅曾说:“俞铭横这个人,是个多面手,年轻肯干,能说会写,就是一张嘴不肯饶人。”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账。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来反对革命,至少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 ①(① 江青,1965年4月27日对《智取威虎山》剧组的讲话。)

  她从前两次的较量中,已经有了经验——只有借助于毛泽东的崇高威信,她才能胜利。

  江青要批“有鬼无害”,找了柯庆施,而柯庆施则找了这位“苏中才子”——

《智取威虎山》的主角、杨子荣的饰演者童祥苓,经历了类似于赵燕侠的命运。

  一九六二年九月,就在毛泽东发出“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她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俞铭璜也就“奉命而写”。

童祥苓当年二十九岁,进入《智取威虎山》剧组,他那一双虎虎有神的大眼睛,他的纯熟的演技,把杨子荣演活了,演绝了。

  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何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不谋而合。

  这场干戈,最初发生在三位诸城老乡之间,即康生、孟超、江青。

随着《智取威虎山》成为“样板戏”,童祥苓曾“风光”了两年多,名震全国。

  于是,“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这一回,她不忙于治病,也不忙于调看内部电影。二月下旬,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孟超也是诸城人,比江青年长十二岁,中共党员,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写了诗、散文、杂文。一九五四年出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副主任。一九六一年,他忙于根据《红梅记》改编成昆曲《李慧娘》。正在这时,他的同乡康生发话了。

1966年底,童祥苓忽地从舞台上消失!

  何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唐振常在他所写的《有鬼皆害辨》①一文中,提及了康生: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写给姐姐童芷苓的一封信,落入造反派手中,一下子把他“揪”了出来。

  说实在的,张春桥对她并不陌生。当年,崔万秋常常跟他说起蓝苹。他从报纸、画刊、电影中,早就认识这位“影星”。他知道她是一个心眼儿小又很高傲的女人,在她面前倍尽小心。

  ①唐振常,《有鬼皆害辨》,《文汇报》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

他是姐姐一手扶植成长,步入京剧艺术殿堂的。可是,由于沈醉回忆录中提及一笔,使童芷苓遭殃。沈醉写及,在军统头子戴笠过生日那天,曾叫童芷苓去唱堂会。在那样的年月,戴笠有召,作为一个艺人,童芷苓安敢不去?在“文革”中,这件事被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童芷苓被打成“文化特务”。

  她对张春桥呢,虽说当年同在上海滩,而且说不定还在崔万秋家见过这个穿蹩脚西装的狄克,不过她的眼界甚高,是不大会记得住这样的小人物的。何况,张春桥也尽力假装不知她的底细,一字不提三十年代的往事。他明白,那已成了她的一块心上的创疤。

  一九六一年紫光阁一次会议上,他点了一大批坏戏,指名道姓,要这个演员演,那个演员唱,并不加区别地为所有鬼戏张目,又指令孟超同志的昆曲《李慧娘》一定要出鬼魂,说是不出鬼魂他就不看。

童祥苓怎么也想不通,姐姐会是“文化特务”?他给“牛棚”中的姐姐去信安慰,这信被造反派抄走,他也就遭殃了。

  在柯庆施的介绍下,她与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结识了。

  一九六一年夏,昆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

于是,他“下台”了。整整两年多没上过舞台。据他回忆,为了姐姐的问题,他写了八十多份检查,还过不了关!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康生为《李慧娘》鼓掌,夸奖道:“孟超做了一件大好事!”

1969年,他忽地被起用,重演杨子荣!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这时,孟超的老朋友廖沫沙也应邀去观看了《李慧娘》。他以为这是一出好戏,以李慧娘与裴书生的坚贞爱情以及对奸相贾似道的斗争贯穿全剧,扬善抑恶,具有教育意义。

他怎么会突然“走运”的呢?那是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要拍成电影。虽然全国各地许多个剧团在排演这出戏,却没有一个演员能像他那样把杨子荣演得出色。江青左思右想,为了保证电影的质量,为了使杨子荣形象生辉,不得已起用童祥苓。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北京晚报》编辑得知廖沫沙看了《李慧娘》,当即打电话约写剧评。廖沫沙常给《北京晚报》写稿,一口答应,挥就一稿,写毕,只是标题未想出恰当的,略加思索,写上《有鬼无害论》。他的原意是指《李慧娘》中写了鬼,这有鬼无害。

电影拍完了,传来江青的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 ①(① 潘真、徐平:《今日“杨子荣”追踪》,《上海滩》1990年2期。)

  张春桥在一旁细细观察着。他发觉,江青依然保持当年蓝苹的风度,口若悬河,不断地做着手势,常常放声大笑,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女人。

  在文中,他写道:

从此,童祥苓又“下台”。直至江青成了“阶下囚”,他这才重新活跃于舞台。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善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为三点:

  /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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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用一句孩子们看戏通常所要问的话:她是个好鬼,还是个坏鬼。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戏台上多出现几次,那又有什么妨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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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刊出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一文,署他常用的笔名“繁星”。

  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从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张春桥。

  正在关注着昆曲《李慧娘》的江青,注意到了“繁星”的这篇短文……江青记起了当年从山东初来上海时,见到田汉、廖沫沙的那一幕。

  在“女客人”坐着软卧包厢离开上海之后,一颗信号弹从上海《文汇报》升起。

  江青选中了孟超的《李慧娘》、选中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突破口。

  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壁辉”。这是根据江青的旨意,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一九六二年冬,刚刚“批判”了“反党小说”《刘志丹》的康生,听说江青找中宣部、文化部正、副部长谈话,要批鬼戏,批《李慧娘》,康生也马上变脸,此公原本说《李慧娘》“不出鬼魂就不看”的,这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鬼戏泛滥”的责任。

  “梁壁辉”何许人?俞铭磺的化名。

  其实,对于所谓“鬼戏”,要作具体分析。那些宣传迷信的鬼戏,当然应当反对。但是,像《李慧娘》中写李慧娘死后化成鬼,仍要矢志报仇,这鬼实际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娘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升华和继续。江青打“鬼”,实际上是借此打人!

  《“有鬼无害”论》批谁?批孟超的《李慧娘》,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江青当时毕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轻,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话有份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孟超,江青的老乡——同是山东诸城县人。他比江青大十二岁。早在一九二四年,孟超就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开始写诗、散文,并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

  于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请示报告指出:

  一九六一年《剧本》第七、八期,发表了孟超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演出《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赞扬了昆曲《李慧娘》。

  “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如《游西湖》等),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如《黄氏女游阴》等;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对于戏曲工作者中这种严重状况我们没有及时地加以注意……”①

  作为同乡,江青不仅熟知孟超其名,也了解他的家世。自然,孟超的《李慧娘》的上演,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给这出历史剧“上纲”,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心想,你为“毒草”叫好,连你一起批!

  ①国防大学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十四册。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发表批判孟、廖的文章。无奈,北京并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廖沫沙乃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廖、邓后来被称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后台”。面对北京那样的阵营,江青当然无法开展她的“批判”。

  江青看了这份报告,说道:“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不点‘繁星’的真名实姓廖沫沙?”

  她来到上海,发觉有柯庆施那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有张春桥那样的谋士,有姚文元那样的棍子,她得到了支持。正因为这样,她所组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来了。这是她与阿庆施、张春桥第一次“协同作战”……

  江青觉得不解气,认为文化部党组的报告不过是“官样文章”,她要“冲破封锁”。她在柯庆施的支持下,终于“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组织俞铭璜写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文章。

  关于这第一篇批判文章,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把她的“认识过程”谈得很清楚:

  俞铭璜的文章在《文汇报》发表后,北京的《文艺报》于五月号予以转载。在此之前,《文汇报》四月号发表了赵寻的《演“鬼戏”没有害处吗?》一文。此后,在八月,《光明日报》开展了《关于上演鬼戏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唐振常在一九六二年,曾以笔名“唐致”在《解放日报》发表《谈鬼戏》一文,此时也遭到“麻烦”。

  如今,人们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给《红灯记》打上“江记”戳号

  “两出戏的书记”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忽地翩然光临上海红都剧场。

  新鲜,新鲜,身上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的张春桥,忽然借起电唱机、录音机来了。

  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

  新鲜,新鲜,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张春桥家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唱京戏的声音。

  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忽然成天价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在那里细细听着《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群英会》、《三岔口》。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一九五八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恨只恨,当年的狄克怎么只顾着骂鲁迅,不去学几句京戏?如今,只好“临时抱佛脚”了。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做“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

  古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从“女客人”那里得知她要“立”,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张春桥就马上意识到,赶紧学点京剧!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结识“女客人”之后,张春桥发觉,一旦得到她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她是比柯庆施更好的“梯于”。投其所好,顺着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一条接近她的捷径。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全戏排完后,请总理看,总理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在文革期间,她被“四人帮”迫害死了)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到上海学习、观摩爱华沪剧团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由我带领。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的同志也一块去。爱华沪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为了答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志,我们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京观看京剧《红灯记》的演出(引者注;这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主席同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他们非常高兴。①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意儿。”

  ①《林默涵谈〈红灯记〉创作经过》,《中国文化报》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我对西皮有怕。”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在京剧方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接到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剧本,就仔仔细细地进行改编。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极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毕竟年岁偏大,改用刘长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属。演员阵营颇强,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京剧《红灯记》波澜起伏,谱成一台嘹亮的崭新的“国戏”。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面对如此阵营强大的剧组,江青却如一个唠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恬恬地发“指示”。她在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十日、七月一日、七月十三日(这天两次)、十一月五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万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以下摘录她的原话,可见她的种种“指示”之一斑:

  须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

  “山东王泊山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只有懂得她的“行话”,才能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一个门外汉,张春桥费煞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本来,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

  !”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可惜,当时的她对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刘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

  张春桥刚刚失了一个“球”,紧接着又失了一“球”!

  !”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货”——沪剧《芦荡火种》,却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京剧《沙家洪》。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洪》,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张春桥连失两“球”,着急了。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也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为人耿直,对江青的“指示”不愿句句照办,后来由B角钱浩梁所代替。

  终于,江青给张春桥交任务了。江青又来上海了,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何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

  编导阿甲由于“不听话”,在“文革”中受够批斗,幸存于世。一九八七年,八十高龄的他,是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他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

  柯庆施在会上慷慨激昂,讲话的口气是非常硬的;“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他曾感慨万千,说了这么一番话:

  柯庆施如此有恃无恐,敢于断言戏剧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是因为十多天前——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送去的《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写下一段至为重要的批示——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

  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①

  这个批示,三年后成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

  ①唐斯复,《看阿甲老人复排(红灯记)》,《文汇报》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树《沙家换》和《智取威虎山》为“样板”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在看中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沪剧《红灯记》不久,江青于一九六三年秋,又看中了上海人民沪剧团沪剧《芦荡火种》。

  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里,张春桥就跟到哪里,张春桥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

  《芦荡火种》是根据新四军第六团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故事改编的。一九三九年九月,“江南抗日义勇军”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西进,在江苏常熟县阳澄湖的张家洪(剧中称“沙家浜”)留下三十六名伤病员(剧中为十八名伤病员)。

  这么一来,《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记”印戳,成为上海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

  这些伤病员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依托茫茫芦苇荡,跟日军、伪军以及“忠义救国军”展开了机智的斗争。

  张春桥乐了,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

  沪剧毕竟局限性很大,只限于沪、江、浙一带的老百姓能够听懂。江青仍要把沪剧《芦荡火种》改编成京剧,以树为“样板”,推向全国。这一回,江青把任务交给了北京京剧一团。

  紧接着,一九六四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戏嘛!”

  一九六四年元旦,江青召见北京京剧一团主要演员,给他们各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江青对他们说:“坚决按沪剧原剧本改编,不能随意乱改。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哦,第二个任务也下达了。

  江青对饰演阿庆嫂的赵燕侠,似乎特别热情。江青曾特地到后台去见赵燕侠,说了一番“火热”的话:

  张春桥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在上海树起了两块“江记”的样板戏。

  “我认识你赵燕侠!我看了你所有的戏,认定你能演好现代戏。你是苦出身,我也是苦出身,因此我愿意来看看你……”

  张春桥因此博得一个雅号:“两出戏的书记”!

  这番话出自“第一夫人”之口,顿时使赵燕侠受宠若惊。

  江青剋了张春桥一顿

  在排练时,江青特地从上海调来沪剧中演阿庆嫂的演员,辅导赵燕侠。京剧跟沪剧,毕竟是不同的剧种,赵燕侠借鉴了沪剧中的表演,但并不照搬。赵燕侠说:

  张春桥抓“样板戏”之“乐”、之“甜”,是人所皆知的:张春桥正是借助于这条捷径,迅速地接近了“第一夫人”,博得了她的好感,从此扶摇直上。

  “我们要有京剧的特色,不必一招一式照搬沪剧阿庆嫂。”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顿时大为不悦。

  可是,内中的苦、酸、辣,却是外人莫知。向来守口如瓶的张春桥,大约是太累了,大约是太烦了,偶然地吐露真言。

  后来,发生了“毛衣风波”,赵燕侠终于被江青所冷落了:

  那是张春桥的一位熟友,回忆往事,对笔者谈及有趣的一幕:

  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沙家洪》(引者注:后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京剧《芦荡火种》改名《沙家浜》)来沪演出,江青已物色了阿庆嫂B角。在上海人民大舞台审查B角阿庆嫂彩排时,江青照例让赵燕侠坐在身边。江青发现,赵燕侠穿得少,第二天派警卫员和大舞台经理、剧团团长一起,给赵燕快送去了两件毛衣,说:

  康平路,他遇见多日未见的张春桥。

  “首长说,借给你,如果不嫌她脏,你就穿。”赵燕侠深知江青喜怒无常,不敢穿,便把毛衣叠好放在箱子里。

  他拍了张春桥的肩膀:“老兄交鸿运啦!”

  过几天看戏时,江青扒开赵燕侠衣领子,发现赵未穿毛衣,对人发怒说:“赵燕侠嫌我肮脏!”

  “唉!”张春桥竟喟然长叹。

  即派警卫员要回了毛衣。

  “怎么,还叹气?”他感到奇怪。

  此后,赵燕侠被点名批判,赶下舞台,进牛棚,下干校,阿庆嫂的扮演者自然换了别人。①

  “一言难尽,太累了!”面对老朋友,张春桥这一回并不掩饰。

  ①翁思再,《阿庆嫂卷进“政治旋涡”》,《新民晚报》一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日夜写文章?”他问道。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看了京剧《芦荡火种》。毛泽东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不是写文章,是做记录。她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记下来。特别是在看戏的时候,她喜欢看到哪里说到哪里。剧场里那么暗,我记的时候看不见字,回家以后要重新整理,怎么不累?”张春桥叹毕,忽然意识到什么,马上闭紧了嘴,急匆匆走了……

  “要改《沙家浜》。”

  倘若当年他不对老朋友说出这番真话,今日的人们恐怕很难想像张春桥那时候的苦、酸、辣。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之后,京剧《沙家浜》的名声就更响亮了,成了全国文艺界学习的“样板”。

  “女客人”是个乍乍呼呼的女人。她的话,一天可以装一箩筐。她随时随刻都要发表“指示”,而她的“指示”又往往那么琐碎,那么拉杂,从演员的衣服上要不要露出一点儿棉花,到背卡宾枪呢还是拿“三八式”,她全要发表“指示”。而她又是一个喜欢耍脾气的女人,一点她讲过的“指示”没有照办,哪怕是她提出的门帘上多打一块补丁的“指示”没有照办,她都要发火,要训人。

  江青在上海“抓”走了两出戏,得力于柯庆施的支持。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曾这样谈及柯庆施:

  伺候这么个“女客人”,真把张春桥弄得苦不堪言。

  “柯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柯庆施同志曾经说:

  她,“淌着心上的血”,“培育”着“革命样板戏”。张春桥这位“两出戏的书记”,笔不离手,本子不离手,只要她讲一句,他就记一句。每一回,张春桥向京剧院传达“江青同志指示”的时候,总是详详细细,一字不漏。

  ‘我喜欢京剧,可是现在不看了。’我说还是要看,我们要把它救活。”

  也真“难为”张春桥,在笔者所看到的各“样板戏剧团”整理的“江青同志指示”中,唯有张春桥来自整理的那几份最为详尽。

  柯庆施跟“女客人”配合默契。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次年一月二十二日,在柯庆施的倡导下,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贯穿这次观摩演出的,便是柯庆施在一九六三年初提出的“大写十三年”。

  张春桥所整理的《江青同志对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指示》,长达万言,几乎达到“有言必录”的程度:

  江青在来沪观摩华东区话剧演出时,又抓了一出新的京剧“样板”——《智取威虎山》。这一回与前两次不同,这块“样板”由上海京剧院排演。

  舞台调度,杨子荣一上来就来了个武生的亮相,这样不好。应该跟着锣鼓点子上来,吧相亮在报告、敬礼的地方,灯就打在他在脸上。

  江青一次次对《智取威虎山》剧组下“指示”。她曾说:“《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

  在李妻被土匪打死的时候,老太太要用低的声音喊出“孩子他娘……”这要过硬,声音低,又要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至。不能大喊大叫。

  然而,当她听见别人对《智取威虎山》颇有微词时,她勃然变色,说了一番声色俱厉的话:

  杨子荣可以从容地脱掉大衣。脱大衣要注意方法,不能顺便一放,杨子荣可以搞一个姿势,表现隐蔽自己。

  “有人说《智取威虎山》是‘话剧加唱’,是‘白开水’。当然,这个戏有缺点,我心里有本账。但是,这个戏是革命的。现代戏有革命的,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他们说这些话,不是反对我们的缺点,而是有意无意地来反对革命,至少给我们泄气。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呢?有白开水比没有好。因为有了白开水,就可以泡茶,酿酒。我们把他们的这些意见顶回去了。”①①江青,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对《智取威虎山》剧组的讲话。

  白茹要急着去救孩子,可以用葡萄糖合炒面,给孩子吃。

  《智取威虎山》的主角、杨子荣的饰演者童祥苓,经历了类似于赵燕侠的命运。

  演员中没有一个搓手表示天气冷的。

  童祥警当年二十九岁,进入《智取威虎山》剧组,他那一双虎虎有神的大眼睛,他的纯熟的演技,把杨子荣演活了,演绝了。

  小分队要改名字,小分队是苏联的称号,当时东北常用的是剿匪队或追剿队。

  随着《智取威虎山》成为“样板戏”,童祥苓曾“风光”了两年多,名震全国。

  光是“有言必录”、“句句照办”还不行。江青常常坐一个主意,站一个主意。

  一九六六年底,童祥苓忽地从舞台上消失!

  昨儿个这么说,今儿个那样讲。辛辛苦苦、战战兢兢的张春桥,少不了挨她的剋。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写给姐姐童芷苓的一封信,落入造反派手中,一下子把他“揪”了出来。

  难忘、难忘,《智取威虎山》折腾了一年多,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再一次看了,竟批评起张春桥缺乏“牛劲”,使张春桥捏了一把汗!

  他是姐姐一手扶植成,步入京剧艺术殿堂的。可是,由于沈醉回忆录中提及一笔,使童芷苓遭殃。沈醉写及,在军统头子戴笠过生日那天,曾叫童芷苓去唱堂会。

  江青那天的讲话记录,依然是张春桥整理的。她对上海“基地”的批评,火辣辣的:

  在那样的年月,戴笠有召,作为一个艺人,童芷苓安敢不去?在“文革”中,这件事被上了“阶级斗争”的纲,童芷苓被打成“文化特务”。

  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各方面进步很大,上海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但是,京剧弄不好,恐怕是:

  童祥苓怎么也想不通,姐姐会是“文化特务”?他给“牛棚”中的姐姐去信安慰。这信被造反派抄走,他也就遭殃了。

  一,劲头用得不对;

  于是,他“下台”了。整整两年多没上过舞台。据他回忆,为了姐姐的问题,他写了八十多份检查,还过不了关!

  二,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一九六九年,他忽地被起用,重演杨子荣!

  三,缺乏点牛劲。

  他怎么会突然“走运”的呢?那是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要拍成电影。虽然全国各地许多个剧团在排演这出戏,却没有一个演员能像他那样把杨子荣演得出色。

  我是外行,但是还有点牛劲,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文艺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

  江青左思右想,为了保证电影的质量,为了使杨子荣形象生辉,不得已起用童祥苓。

  不达到目的,难下火线。医生命令我休息,可是放不下心。……

  电影拍完了,传来江青的指示:“养养身体,不要再上舞台演戏了,搞点技术工作。”①

  《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

  ①潘真、徐平,《今日“杨子荣”追踪》,《上海滩》一九九○年二期。

  去年看还满新鲜,今年看,不新鲜了……

  从此,童祥苓又“下台”。直至江青成了“阶下囚”,他这才重新活跃于舞台。

  唉,唉,去年六月,毛泽东和江青看了《智取威虎山》,鼓了掌,说了好,和剧团合了影,张春桥喜开心。今儿个怎么“不新鲜”了?!她的讲话的口气,是那么的不满意。张春桥的脊背都冰凉了!

  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

  要知道,在那光度不足的剧场里,她一边看《智取威虎山》,一边喋喋不休地品头评足,那每一句话都变成文字,记在张春桥的本本上。她的每一条“指示”,张春桥都坚决照办。怎么又落了个“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手中有了三块“样板”——京剧《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江青有了“资本”。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期间,江青大出风头,以京剧革命的“旗手”自居。

  过了四十天——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了京剧《海港》。

  就在盛大的观摩演出会开幕前一日——六月四日,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在回答香港《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了一番和“大写十三年”相悖的话:

  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剧组,又是泼了一通冷水,把张春桥弄得晕头转向。她的话,叫人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

  “我们一向主张‘两条腿走路’,就是既要大力提倡演现代戏,又要整理、加工传统戏和新编历史剧。”

  “戏走了弯路。音乐听了四段,觉得喧宾夺主。细看下来,距离淮剧太远。我很纳闷,同志们说尊重我的意见,可实际上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其实我的意见很明确,曾和张春桥同志谈过……”

  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盛况空前,二十九个剧团、两千多人参加,上演了《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箭杆河边》等三十七个剧目。

  听到这里,张春桥的脑袋嗡嗡作响了。她的话已经明白不过,跟你“春桥同志谈过”,你“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

  齐燕铭主持开幕式,沈雁冰致开幕词,彭真致闭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陆定一作长篇讲话。可以说,主管宣传、文艺方面的头头脑脑都在会上亮相了。

  她像扫机关枪似的,一连串的批评:

  七月一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八月一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把文艺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同样显示了对这次观摩演出大会的重视。

  “布景像鸡窝,没有一点黄浦江的气慨。”

  其中的高潮,是六月十七日、二十三日两天,毛泽东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和《芦荡火种》。周恩来在六月二十三日接见了各演出团、观摩团负责人、主要演员和创作人员。

  “主角树得不够。”

  江青在大会上公开露面了。她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作了题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这是她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进入延安以来,在漫长的二十七年间,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发表讲话。她的这次发表讲话,其意义远比她和毛泽东、苏加诺夫妇的合影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更为重要。

  “金树英(引者注:也就是后来的‘方海珍’)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怎么那样笑咪咪的样子!服装也不朴素,头发也不像样子。距离人物十万八千里,怎能谈到豪情壮志!”

  江青的《谈京剧革命》,一派“旗手”口吻:

  “首先是剧本问题!”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我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为什么把戏搞成这样?这个戏把我搞得糊涂得不得了!”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江青这两次发威,把“两出戏的书记”吓懵了!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天知,地知,张春桥心中的苦闷,倘若不是那天偶尔在老朋友面前泄露了一点点,有谁知晓?!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

  张春桥最为苦闷的是,他失去了他在上海的靠山——柯庆施。江青不论在批评《智取威虎山》还是批评《海港》的时候,都怀念着刚刚逝世的何庆施:

  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何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人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是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

  柯庆施之死

  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江青在讲话中,一句也未曾提中共北京市委,却三次表扬了中共上海市委,亦即表扬柯庆施:

  何庆施的溘然而逝,对于张春桥来说,忧喜各半:柯庆施一向是张春桥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张春桥失去了背后的支柱;但是,也正因为失去了柯庆施,江青“建设”上海“基地”,就倚重于张春桥了。于是,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以至后来借助于“一月革命”成为上海的“第一把手”。

  “上海市委抓创作,柯庆施同志亲自抓。各地都要派强的干部抓创作。”

  柯庆施的死,非常突然。

  “上海的《智取威虎山》,原来剧中的反面人物很嚣张,正面人物则干瘪瘪。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音员低沉沉的声音,在全国成万上亿部收音机里响着:

  领导上亲自抓,这个戏肯定是改好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有的同志对于搞出来的成品不愿意再改,这就很难取得较大的成就。在这方面,上海是好的典型,他们愿意一改再改,所以把《智取威虎山》搞成今天这个样子。”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江青激烈地批评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创作演出的《红旗谱》和改编的《朝阳沟》是“坏戏”,使举座皆惊。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句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当张春桥下台前夕,他所担任的职务,竟与何庆施去世时的职务一模一样!其中,只是因为“文革”中取消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故张春桥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之职;另外,“上海市市长”则改换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其余一字不差。正因为这样,说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这“取代”两字是非常准确的。

  江青还向康生“通报”,由康生出面,在总结大会上,点了一连串“毒草”的名,内中有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以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柯庆施去世消息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张春桥“挂帅”改《奇袭白虎团》

  此后,新华社连日报道为何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就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举行的日子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山东京剧《奇袭白虎团》剧组与众不同,应江青之邀,进入了中南海。

  十一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何庆施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

  江青很关心来自她家乡的京剧剧组,观看了《奇袭白虎团》。用她跟剧组见面时的第一句话来说:“《奇》剧我第一天看了演出,喜出望外。这个戏准备请主席看,但要修改后才能请主席看。”江青把《奇袭白虎团》剧组接进中南海,就是为了商讨修改事宜。她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她要把《奇袭白虎团》树为“样板”——

  十三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何庆施大会。

  一旦请毛泽东观看,毛泽东一鼓掌,这个戏马上就可以在全国打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

  在江青会见《奇袭白虎团》剧组时,她的一侧坐着一位神情严肃、不苟言笑的戴一副近视眼镜的上海代表。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何庆施。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地位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他脱掉帽子,露出没有一根头发的秃头。在林彪右首,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

  怎么忽地把上海代表请来呢?待江青点明之后,《奇袭白虎团》剧组才明白:

  同日,华东六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出席者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江青要此人“挂帅”,主持《奇》剧的修改工作。

  可以说,何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山东的戏,怎么由上海人来“挂帅”修改?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柯庆施之子何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这位四十七岁的上海代表一开口,哦,原来他并非上海人,却是道地的山东人——他乃山东巨野人氏,只是如今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成了上海代表。

  其实,柯庆施在一九六四年已发现患肺癌,在上海华东医院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的肺叶。不过,当时柯庆施的病作为“绝密”消息,连“柯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张春桥此人,倒是一块宣传部长的“料子”。笔者一九六三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之后,便多次听过张春桥做报告。他思路清楚,讲话干脆,从不罗嗦,一口气讲两、三小时,滴水不漏。

  切除肺癌之后,何庆施的身体已很虚弱。一九六五年春,嫌上海太冷,他到广州疗养,然后又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成都休养的贺龙之邀,于三月二十三日前往成都。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八岁的张春桥来到上海,在上海杂志公司当校对员。他给上海各报写文章,和《大晚报》副刊《火炬》主笔、山东同乡崔万秋颇熟。前已述及,据沈醉回忆,他在崔万秋家见到过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他也“在崔家见过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不过,张春桥当年是否跟江青有过来往,不得而知。

  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四川省委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在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何庆施。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后三、四个月,张春桥也从上海来到延安。后来,他出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而该报社长兼总编则是邓拓。

  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何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一九四九年,当红旗在上海城头飘扬,穿着一身草绿军装的张春桥,成为华东新闻出版的副局长。不久,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参与上海机要。一九五五年,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接替陈毅,张春桥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这“政治秘书”,听来不过是秘书,却比报社总编辑更为接近权力核心。

  何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

  ,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当年同时又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担任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为柯庆施起草种种报告,发言稿,随柯庆施出席种种会议。

  夜十二点多,何庆施腹痛。柯庆施保健医生胡某马上前来诊治。

  一九五九年夏,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时,张春桥便随柯庆施出席了会议。后来,张春桥又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凌晨二时多,胡某挂长途电话给上海高于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棋,通报了何庆施的病情。

  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来沪住进锦江饭店,第一次跟张春桥见面,那是张春桥作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随同柯庆施来的。见面的地点是锦江饭店俱乐部。此后,张春桥经常单独来到锦江饭店俱乐部,跟江青密谈。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最初,张春桥只是作为江青和柯庆施之间联系的桥梁,她尚未发现张春桥特殊的“才干”。正因为这样,江青在上海组织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找的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俞铭磺,没有把任务交给这位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

  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率队,飞往成都。

  江青要在上海抓“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跟柯庆施的联系日趋频繁,跟张春桥也就三天两头见面。不过,此事苦了张春桥,简直是用其所短,避其所长!因为张春桥擅长写文章,“大批判”,舞“棍子”,而对京剧却一窍不通。

  经过几天的抢救无效,柯庆施于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去世。

  用张春桥自己的话来说:“我原来从不看戏,只喜欢看书写文章,只进行逻辑思维。”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中国医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教授专程从京飞往成都,主持抢救工作。在柯庆施死后,又主持了柯庆施尸体解剖和病症研究。经北京、上海、四川三方医师共同论定:

  张春桥却深知,巴结“第一夫人”,乃是官场晋升的一条捷径。只有投其所好,才能使江青欢喜。他只得急就章,从不听京戏的他,不得不借来一大堆京戏唱片,躲在家中“速成”。

  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柯庆施毕竟是坐镇上海的大员,诸事冗忙,虽说他“亲自抓样板戏”,但只能倚重于张春桥,代他过问。于是,张春桥跟江青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青看中这位山东同乡。正因为这样,请张春桥“挂帅”,主持京剧《奇袭白虎团》的修改工作。

  “文革”中,红卫兵的传单说什“柯庆施被‘走资派’谋害而死”,纯属子虚乌有之谈。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欲加罪于参加抢救的上海医生,也因查不到任何真凭实据而罢休

  江青接见《奇袭白虎团》剧组,说了一番意见:

  提携于会泳

  “这个戏反映了朝鲜战场上的真实战斗故事,但艺术概括不算好,生活真实和艺术概括是不同的。艺术概括应比生活更高,要概括当时整个形势和时代精神,艺术创作政治第一。这个戏需要从政治上加强,朝鲜人民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很强,要照顾到两国的关系,我们谦虚一点好。”

  自从柯庆施死后,“女客人”接连来沪。每一回,火车还没有驶进上海北站,张春桥已经肃立月台,迎候“女客人”了。

  张春桥变得颇为忙碌。江青让他“挂帅”改《奇袭白虎团》,又要他“过问”

  不过“女客人”的唠唠叨叨,出尔反尔,使身上没有“京剧细胞”的张春桥暗暗叫苦不迭。张春桥已成了“四出戏的书记”——江青又把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担子,压在了张春桥的肩上。其中,《奇袭白虎团》是山东京剧团的节目,江青也要张春桥代管。

  《智取威虎山》剧组,按照毛泽东看戏时说的意见修改。如此这般,连张春桥自己也说:“我成了京剧书记了。”

  再苦,再辣,再酸,再累,张春桥心里还是甜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搞“样板戏”,为的是有机会接近“第一夫人”。

  伸手“抓”《海港》

  不过,“狄克”的善长,向来是“破”,却不是“立”。他用棍子横扫过文坛,而他自己在文学上并无建树。

  上海锦江饭店马路对面,是一座棕色面砖的典雅的美国风格建筑。这是闻名于上海的“兰心大戏院”,由美商哈沙德洋行设计,建造于一九三○年。在当时,是上海豪华型剧场。解放后,改名上海艺术剧场,仍居于上海一流剧场之列。

  在一九六五年春,江青把一项绝密的“大批判”任务交给了张春桥。他很想物色一个“忠实”的内行,替他分挑那“样板戏”的重担。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海艺术剧场华灯如画,热闹非凡,迎来了一批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还有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人陈丕显、魏文伯、曹获秋、石西民、王一平等。就连观众,也不是普通的观众,全是上海市局以上的干部。

  就是这个时候,江青的一句话,帮了他的大忙。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江青在听《海港》剧组一个女演员试唱的时候,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于会泳是什么人?”

  他们聚集上海艺术剧场,不是开会,却是观看上海淮剧团上演的淮剧新戏《海港的早晨》。淮剧,又名“江淮戏”,流行于苏北、安徽和上海一带。虽说淮剧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不过,毕竟流行区域有限,影响也有限。这天,嘉宾盛赞《海港的早晨》,刘少奇等还和剧团全体人员合影,成了上海淮剧团历史上的难忘的一日,难得的殊荣。

  张春桥一时竟答不上来。

  淮剧《海港的早晨》引起刘少奇的注意,是因为几个月前周恩来总理在上海黄埔剧场看过这出戏。周恩来赞扬这出戏,说道:

  幸亏他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回到中共上海市委,他就派人调查:“于会泳是什么人?”

  “感谢你们演了这个好戏,你们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舞台上反映青年问题的戏有《年青的一代》、《社长的女儿》、《千万不要忘记》……说明当前教育青年的重要性。”①

  一查,哦,明白了:于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教师。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①葛昆元,《江青一伙插手(海港)我见我闻——记上海滩剧团李晓明谈话》,《上海滩》一九九一年第六期。

  此人原本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会唱唱《夸女婿》之类,就当了个文工团团员。

  消息飞快地传入江青耳中。频繁出入于上海的江青,不声不响混在普通观众中,连看了三次淮剧《海港的早晨》!

  一九四七年,在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之际,他写好一封信,藏在自己包袱里,以防不测。信上写着:

  正忙于“京剧革命”、正忙于树“样板”的江青,看中了《海港的早晨》。要让工农兵占领舞台,她手中正缺乏“工”,而《海港的早晨》恰恰是写码头工人的。

  蒋军官兵弟兄们:现在贵军进攻胶东,我的生死难保,可怜我家里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们如果搜查出这些东西时,恳请寄到我的家里,我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

  刚刚结束了北京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江青惦记着淮剧《海港的早晨》,忽忽匆匆又赶往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跟上海艺术剧场只一步之遥。

  他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手中,他的信也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

  淮剧《海港的早晨》编剧李晓明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手中,却从包袱中抖落在地,被别的战士拾到了……他,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突然,有一天团里通知我:下午到锦江小礼堂参加一个座谈会。当时已是八月里,气候相当炎热,我一走进小礼堂就看到有几个人先到了,我便在边上的位子坐下。不一会儿,看见江青在几个人的陪同下走了进来。我简直不敢相信,是参加她召开的座谈会。江青同与会者逐一介绍认识后,一坐下便咧嘴笑了笑,一开口就是惊人之语:“我十分高兴,这次来上海发现了一个高精尖的题材,一个国际主义的题材。这就是淮剧《海港的早晨》。”我一听,震惊不小,我的这个青年教育的题材一下子成了高精尖的题材。这时又听到江青说:“在剧场里,我同工人一起看了三遍,工人哭了,我也哭了。”说罢,她还真的用手揉了揉眼睛。接下去,她的话更使我惊讶不已。她说,她是抓革命的,跑了全国许多地方,任务就是看戏,挑选写工农兵的优秀剧目,改编成京剧。写农民的早已选定《龙江颂》,写解放军的也已选定《智取威虎山》,而写工人的选了好久,直到最近才在上海选定了淮剧《海港的早晨》。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九月,他离开山东烟台文工团,进入上海的“第一期音乐教育干部训练班”学习。培训了一年之后,他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她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们,确定改编这个戏,她是经过调查研究的。其实,所谓调查,只是看了戏后,她到码头上去兜了一圈,向陪同她的第三装卸区主任高尚峰问了三个问题:第一,《海港的早晨》在工人中反映如何?第二,剧中青年工人不安心码头工作的思想是否符合事实?第三,玻璃纤维事件是否真有其事?在得到高尚峰的肯定回答后,她才拍板而已。

  他倒有点小聪明。他结交了一个双目失明的盲艺人,把艺人唱的单弦曲于记录下来,以他于会泳的大名拿去发表。这样,他算是有了一本“专著”。

  从此,淮剧《海港的早晨》就被江青“抓”去……

  他懂点京剧。当《海港》剧组成立后,他被调去为一部分女卢唱腔作曲。他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就连江青一次次接见剧组,也没有他的份。甚至连张春桥都没有注意到剧组里有这么一个人。

  这一回,江青指定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陈丕显挂帅,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李太成负责,组成领导班子,把淮剧《海港的早晨》改编为京剧,编剧为郭炎生,何慢、杨村彬,导演杨村彬。

  江青怎么会问起“于会泳是什么人”呢?

  “上峰”如此看重,编剧们焉能不卖力?才两个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剧本便问世,着手排演,由重祥苓之姐童芷苓及小王桂卿主演。

  那是于会泳的文章,引起了江行的注意。此人进入《海港》剧组,虽说见不到江青,却听见了江青讲话的一次次传达。他反反复复捉摸着“江青文艺思想”。他依据江青对京剧的见解,分析京剧的念白和唱腔。他领会“江青文艺思想”显得比人家“深刻”:别人只会说“江青同志指示要我们这么做”,他却能说出“江青同志为什么要指示我们这么做”。他居然详细地分析了江青曾说过的某一句唱腔中的拖腔放在某个字上好,这“好”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一九六五年三月,京剧《海港的早晨》在上海大舞台演出,石西民请江青审看。

  他的文章在上海的戏剧杂志上发表,因为与“样板戏”创作有关,有人送给江青看。

  江青看罢,竟大为不满,说道:“你们怎么搞的,写了个‘中间人物’,为什么不去写英雄人物?这出戏改坏了,必须重编!”

  江青正在地张春桥,嫌张春桥对京剧太外行。她猛然发觉,上海有这么个难得的“内行”!

  江青一句话,把京剧《海港的早晨》全盘否定。

  张春桥呢?他也巴不得有个“内行”来做他的助手。

  第二天,江青调来“京剧书记”张春桥,指定由他挂帅,另组班子,重起炉灶。

  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到上海音乐学院,告知江青要在锦江饭店接见于会泳,使于会泳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跳起舞来。

  于是,换了编剧,调来淮剧原编剧李晓明,导演亦换人。江青认为“童芷苓动作太软,演得一点都不像码头工人”,于是从宁夏京剧团调来李丽芳演女主角。

  急急地跨上自行车。平时不修边幅的他,跑进理发店,吹风,上油,脸刮得光光的,没有一根胡茬子。

  不过,张春桥这“京剧书记”也不好当。怎么改,全要听从江青的旨意。张春桥注意了绕开“中间人物论”的误区,请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审看,剧名改为《海港》。

  急急跨上自行车。一口气跑了两、三家,才算借到一身中等个子的“体面衣服”。

  六月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小礼堂跟《海港》剧组谈话时,又是摇头。江青说,这一回犯了“无冲突论”的错误!

  不断地在家里踱方步。一会儿扮演江青,一会儿扮演自己,排练着见到江青时该保持什么样的姿势,预计江青会向他提些什么问题。就连只有江青先伸手,自己才能跟她握手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周全了。

  无奈,“京剧书记”遵命,又得僻开“无冲突论”的误区……

  头一回有轿车来接他出门。才两、三分钟,就从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来到一箭之遥的锦江饭店。

  如此这般,经过江青“指点”,她在京剧舞台上先后树起了五块“样板”,即《红灯记》、《沙家洪》、《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

  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了他。

  另外,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起,“抓”北京、上海两个芭蕾舞剧团,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江青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是他事先“彩排”时没有估计到的“台词”。江青紧握着他的手,说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我们早就认识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起,江青到中央乐团,“抓”交响乐《沙家洪》。

  于会泳一听,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这样,江青树起了八块“样板”。①江青博得“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的“桂冠”,便源于此。

  “江青同志,你是革命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台美术设计师。”于会泳一口气说出了“四个第一”,顿时使江青像服了一贴兴奋剂一般。虽然她常听说“呕心沥血”之类词句形容她对“革命样板戏”的“贡献”,却从来没听见如此“亲切”、如此“高度”的评价。

  ①后来,从一九六七年起,又增加了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京剧《杜鹃山》,但人们已习惯于称“八个样板戏”。

  一个爱虚荣,一个爱拍马,真是一拍即合,那天的谈话是那样的投机,江青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由于江青抓“样板戏”作出了“成绩”,她的名字出现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山东省代表的名单之中。

  此后的于会泳,成为“江记喇叭”。辑录于会泳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倒是真实地勾画出这个“江记喇叭”的形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月,当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时,江青作为人民代表步入人民大会堂。她,正式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了!

  对江青同志的话,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紧跟。

  从《人民日报》刊登照片,从发表演说《谈京剧革命》,到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江青日渐“露峥嵘”。这一切,她都在公开地进行着。然而,她频繁地往来于京沪之间,却在暗中进行着极端秘密的政治活动……

  江青同志的指示,言语不多道理深!

  紧跟江青同志,就是胜利。

  在文艺界,只有一个中心,没有两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发展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旗手。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空白。江青同志搞的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样板团的人员,要永远铭记在江青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荣。

  样板戏是江青同志淌着心上的血搞成的。

  在江青问志领导下,京剧革命一步千滴汗,步步走向前。

  全国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是北斗星,长明灯!

  于会泳对《拍马经》,看来是极为精通的了!

  于会泳也曾吹吹拍拍过张春桥。悄悄地,张春桥找于会泳个别谈话,关照道:

  “不要宣传我,要集中宣传江青同志。”于会泳马上悟明了其中的奥妙。

  于会泳果真“集中宣传江青”。他居然还有一套“理论”:宣传江青不怕说过头话!有些过头话,即使被江青圈掉,其实她心里是高兴的!

  于是,他竟吹捧江青有着“鲁迅那样的一副硬骨头”!

  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提携”下,于会泳坐上了火箭:一九六五年六月,他与江青第一次见面时,还不名一文。转眼几年间,他成为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以至成为中共中央委员。难怪他得了个雅号——“政治暴发户”。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对于于会泳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那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组前往北京演出,刚刚住了下来,一辆红旗牌轿车急驶而至。

  从车上下来两个一身戎装的中等个子的男人,一望而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剧组头头三步并成两脚,迎了上去。

  “于会泳怎么没有来?”已经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话,口气就是冷飕飕的。显然,他对上海的情况了然若指。

  “他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审查去了。”剧组头头答道。

  “于会泳会有什么问题?!”张春桥逼问道——尽管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早已把于会泳给“蒋军官兵的弟兄们”写信等问题上报张春桥。

  “不清楚。”剧团头头推诿道。

  “据我了解,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有意要整他!”张春桥狠三狠四地说道,“你马上打电话给上海,说江青同志要接见于会泳,上海音乐学院必须放人!”

  说罢,张春桥又硬硬地补充了几句,每一句都是一道命令,那口气已经很大的了:“你告诉上海,这是江青同志的决定!如果上海音乐学院不肯放人,那就派市委宣传部长去做工作;宣传部长不行,那就派市委书记去做工作!”

  连宾馆都不进,张春桥和姚文元钻进轿车,呼啸而去……

  第二天,于会泳就坐着飞机,来到北京,受到江、张、姚的“亲切接见”。

  于会泳终于跳出了政治危机:“文革”开始以后,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把他“揪”

  了回去,关进了“牛棚”……

  一九六六年底,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喝令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头头们一个个跪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那种飞扬跋扈的气势,纷红骇绿,真可谓“盛气凌人”……

  这个“江记”文化部长大抵也自知民愤太深,所以在“四人帮”就逮之后,他便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打响批《海瑞罢官》这一炮

  自从“提携”了于会泳之后,张春桥有了左右手:通过于会泳抓“革命样板戏”,通过姚文元完成另一桩“绝密”任务。

  这桩“绝密”任务,在上海最初只有两个人知道:柯庆施和张春桥。

  这桩“绝密”任务,就是江青交办的批判《海瑞罢官》——后来,“文革”便是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笔者已在《姚氏父子》一书中详加描述,揭开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内幕。此处,不能不交代几句——因为批判们每瑞罢官》,不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里程碑”,也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而且还是江、张、姚结帮的契机。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于是,她下决心,自己找“笔杆子”,自己组织批判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颜色看看。她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时,对中宣部、文化部实行保密。

  最初,她在北京求助于她在一九五四年支持过的“小人物”——李希凡。她想,当年“小人物”敢批俞平伯、敢于与周扬较量,如今当然敢于批吴昭。何况,她有“恩”于“小人物”,更会使“小人物”听命于她。

  出乎意外,李希凡这一回犹豫了。

  “唉,‘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江青碰了钉子,愤懑不平。

  她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一旦下了决心,那就非达到目的不可。她的过去的历史,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何庆施的支持下,《“有鬼无害”论》一文终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她寄希望于上海了。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何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女客人”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姚文元回家之后,从底楼走上二楼,走进了《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的家。

  “王维同志,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我恐怕顾不上了。”

  姚文元向王维请假时,没有说明写什么东西。

  “你去好了!”王维是个爽快的人。他知道,柯庆施常常给姚文元下达“批判”任务。

  从那以后,姚文元很少上楼了。王维难得见到这位邻居一面。他从不透露最近在写什么。

  从那以后,原本文章不断见报的姚文元,忽然变得沉寂起来,难得在报刊上露面。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作出了判断:“姚文元一定在写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侧击了一阵子,姚文元连一点口风也不漏。徐景贤越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

  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才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总算为历史留下一段史料: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伯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哈,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许《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

  江青的讲话之中,也有大言不惭、掺假之处,那就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她以前两回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依仗于毛泽东的崇高声望,她才能打胜仗。这一回批《海瑞罢官》,她又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及利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所说的“江青他们”,就是指江青、张在桥和姚文元。

  虽说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老土地”,当时的姚文元又是在《解放日报》工作,深谋远虑的张春桥却选择了《文汇报》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的话很妙:“《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出面不方便。《文汇报》是一张民;司色彩的报纸,便于‘开展讨论’……”

  据《文汇报》总编对笔者说,他是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前一天,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在此之前,他一无所知!他看到的,并不是姚文元的手稿,而是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保密车间排印的大字本。他是奉命刊登——奉张春桥之命刊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除了照发之外,别无选择……

  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

  在中共党史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竟取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查遍中共六十多年的历史,唯有那十年非正常时期,才会有这般非正常的现象。毛泽东倒颇为赞赏,甚至说了这样的说:

  “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在打响批判《海瑞罢官》这一炮半年之后,张春桥在宦途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其实,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过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早在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成立的。

  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一九六四年月七月十四日,即《关于赫政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这五个人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

  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义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义章突然出现在七海《文汇报》上,陡地全国卷起一阵狂澜。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事先毫无所知。何况姚文。

  所批判的吴晗是北京以副市长,而彭真则是北京市市长。

  彭真从头至尾,细细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虽然他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但他仗义执占:“《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哪里是毒草?!”

  彭真指名道姓地反攻:“你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你们上海不是出演过《海瑞上疏》,难道你张存桥没有责任?”彭真还说:“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也要批判!”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发表谈话,支持姚文元。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足‘罢官’。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直接与毛泽东交锋。翌日,他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毛泽东听了,对彭真深为不满。

  姚文元文章点燃起来的批判之火,在全国蔓延。身为“中央文化不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以为必须把这场人论战引上正确的轨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著名的《二月提纲》。

  两军对战,眼看着一场大搏斗要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远处的一座幽静、外人不知的别墅。

  来者不是“女客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大抵由于过度的思索,额头有着深深的皱纹,此人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主管中共对外联络工作。

  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锦江饭店,每一回总是住在西郊为他准备的别墅里(如今那里已对外开放,成为高级宾馆。一九八七年,英国女王访沪,便住在毛泽东当年下榻之处)。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康生见了毛泽东,便开始汇报了。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道。

  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该尊重官本显治同志的意见。”

  康生回答道。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到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发上,放下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密告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

  毛泽东猛地吸一口烟,久久地一言不发。康生凭借着多年与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这表明他的告密成功了——倘若毛泽东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果真,毛泽东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当他握着毛泽东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真的,如同当时“时髦”的语言所形容的那样,“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于批《海瑞罢官》接近了毛泽东。四十九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紊,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毛泽东捻灭了烟头,终于说话了。张春桥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这段话,后来成为在“文革”中常常被引用的“最高指示”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问,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了几句很有分量的话:

  “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

  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江青微微一笑。她蛰伏那么多年,这一回要大显身手,而毛泽东的支持是她胜利的保证。

  望着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虽然脸上保持三分笑,心中却在狂笑—一如今,再也用不着何庆施“中转”,他眼看着就可以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

  张春桥的预感一点也没有错。

  康生飞回北京。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康生要他手下的笔杆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了通知。

  通知草稿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毕,觉得内容太简单了。毛泽东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觉得独力难以承担重任。于是,经毛泽东同意,成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时,三十五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的份。

  这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往全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已被历史学家们认定是中国“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具体地说,是从这一天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为止。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五月四日开到二十六日。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以那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增加了姚文元等人。因此,“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了“中央文革”的前身。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组成如下: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陶 铸、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 谢镗忠、尹 达、王 力、关 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不久,又宣布增加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华北局)、邓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霖(代表西北局)和刘文珍(代表西南局)。

  这样,“中央文革”由十八人组成。对于张春桥来说,他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组员,进而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地位,跨出了从上海进入中央的重要的一步。虽说副组长有四个,张春桥名列其末,但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得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张春桥这个“副组长”的地位就日显重要了。特别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铸、王任重被打倒了,刘志坚、谢镗忠、尹达被揪出了,“中央文革”的阵营改变了: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张春桥

  组员 王 力、关 锋、戚本禹、姚文元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关被捕;一九六八年初,戚又入狱。陈伯达则常称“生病”。于是,“中央文革”几乎成了江、张、姚的天下。

  历史真会开玩笑,那么一个“小组”,那么一个“副小组长”,使“狄克”变成使中国亿万人民蒙受十年苦难的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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