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同志文字传递,新加坡人民公社

2019-12-04 09:22 来源:未知

  “王司令”乔迁了

  造陈丕显的反

  在各派纷争中翦除异己

  迎接“最盛大的节日”

  王洪文不再回那上海定海路上的小屋了。

  噹,噹,噹……新年钟声在上海上空回响。

  王洪文笑了。

  “不能搞‘小联合’,不能搞‘假联合”,必须实行真正的‘大联合’,才能夺权!”张春桥一板一眼地论述着“联合”。

  上海市西区,一幢漂亮的西式小楼,曾是挪威驻沪的领事馆。如今,王洪文的轿车,在那里进进出出,因为那里已成为“司令”之家。

  没有欢歌,上海滩一片萧瑟、人们在愁苦之中,迎来新的一九六七年。

  笑容一转眼就从王洪文脸上消失了。

  对于上海党政财文大权觊觎已久的张春桥,早就在盘算着怎样“联合”夺权了。

  自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王洪文就觉得定海路上的小屋未免太寒酸了。堂堂“副主任”,怎么住那么破的小屋?

  新的一年将是大灾大难的一年,这已在除夕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里透露。播音员以刻板、冰凉的口气,念着《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名发表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提出了新的一年的战斗任务;“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王洪文陷入了“工总司”内部尖锐的各派纷争之中。

  一月十二日,在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上,那公之于众,见之于《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便是张春桥的点子。本来,张春桥想通过这个“联络总站”的建立,取代上海市委。

  不过,要搬入漂亮的新居,得找个由头。要不,很容易被自己的对手们说成是“变修”、“变质”之类。

  据参加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对笔者谈及,这一段关于“战斗任务”的内容,是从毛泽东的话中得到启示的。

  从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

  无奈,造反派们一番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

  要找个什么由头,其实并不难。在与“联司”为敌的那些日子里,一句“‘联司’要砸我的家”,便成为“王司令”乔迁的非常充足的理由。

  那是五天前——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七十三寿辰。“中央文革”的“秀才”

  那个在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把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并不解散,却在红都剧场聚集,酝酿着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一旦另立门户,那就要从王洪文手下“独立”!

  一月十五日“二兵团”进军康平路,使张春桥焦急万分。他对王洪文说:“有一句成语‘功亏一篑’,值得我们记取。上海的形势很复杂。抢‘挑子’的人很多。

  看中了原挪威领事馆的幽雅和舒适,“王司令”一下从上海的“下只角”升入“上只角”。

  们,包括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中吃寿面。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联络总站’的工作要抓紧。千万要警惕政治扒手,把胜利果实扒去!”

  从此,“王司令”家的地址严格保密,只有他的秘书廖祖康和几个亲密的“小兄弟”才知道。

  入席之际,“秀才”们举起酒杯,异口同声道:“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王洪文心领神会。

  “夫荣妻贵”。妻子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育员,后来调到大连路印刷厂当临时工。这时,被安排到市西区徐家汇附近上海无线电四厂当干部了。

  这时,毛泽东也举起酒杯,出语惊人:“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四十一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份”,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一月十九日,“联络总站”的第一次筹备会议,总算秘密召开了。

  当王洪文乔迁之际,叮嘱岳母道:“定海路的小屋,不要出租,更不要卖掉。”

  毛泽东的话,使“秀才”们惊诧。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宝座。

  张春桥的目光,在出席者的名单上,来来回回不知扫了多少越;“二兵团”当然是不能列入的,“上三司”显然也不行。还有那个“红革会”,据说在准备“炮打张春桥”,当然应当刷掉。……凡是他看不中,以为不可靠的,一一圈掉了。

  “为什么?”岳母不解其意。

  回去之后,“秀才”们议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认为体现了毛泽东新的战略部署的方针。有人提议,以毛泽东的这句话,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的题目。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部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剩下来的三十八个造反派组织,是张春桥信得过的:“工总司”,“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那是我的故居!”王洪文说道,“一定要保持原貌。以后要派大用场!”

  在那年月,虽然凡是从毛泽东嘴里说出来的、笔下写出来的,都被作为“最高指示”,可是毛泽东随口而讲的那句祝酒词,毕竟太直太露,用作元旦社论太“凶”。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

  在筹备会上,有人建议加上“政治”两字,变成“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政治联络总站”。不过,经秀才们咬文嚼字一番,觉得“政治联络”不妥。“政治”怎么可以“联络”呢?不仅文法不通,而且弄得不好,把“无产阶级政治庸俗化”!

  岳母是文盲,不明白女婿所说的“派大用场”的含义。

  于是,改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题,文中贯彻了毛泽东祝酒词的含义——“秀才”们坚信,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那句话的,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战略部署的新见解。

  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须知,那时候,连“政协”都被造反派“反”掉了,因为“政治”岂可“协商”?

  不过,王洪文搬走之后,那小屋白白空着,岳母总觉得可惜。

  元旦社论的发表,把已经进行了半年多的“文革”推向更激烈、更残酷的阶段。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勉勉强强,仍维持原名,只是觉得“联络总站”这名字不够气派,不够响亮。

  她喜欢养鸡。干脆,就在那小屋里养起鸡来。

  已经够激烈、够残酷的了,那半年多的“文革”,已经把上海“革”得气息奄奄。上海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除夕夜,上海一片告急声: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联络总站”总算筹备起来了。

  鉴于鸡、鸭会招引蚊、蝇,鸡、鸭又会到处拉屎,因此上海市区向来禁止居民养鸡、养鸭。

  沪宁线上,五十七趟客车、货车停驶,上万名旅客饥寒交迫;黄浦江,一百多艘轮船静静地靠在码头,无人装卸,海港积压的物资达四十多万吨;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第二天,由姚文元执笔、张春桥阅定的给中央的《上海工作简报》上,用欣慰的笔调写道:

  王洪文岳母在那小屋里养鸡,使居委会干部左右为难:不让她养吧,她是“市革会副主任”的岳母,不敢得罪她,也不敢得罪她的鸡;让她养吧,居民们有意见,为什么她可以闹特殊?

  上千家工厂停工或者半停工;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在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中,各单位都普遍展开了夺权斗争,革命左派用各种形式的大联合,把领导权夺到自己手里。这个革命行动,是推动生产前进的根本因素。革命的工人和革命群众的许多新创造,实际上已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把过去的部长、局长、处长、科长……庞大的官僚机构,一扫而光。这就使革命大大推进一步。”

  有人气不过,拿起一把刀,冲入那小屋,抓起一只鸡要杀。

  上海库存的煤很快要用光,杨树浦发电厂的煤只够用两天了。如果煤再不运来,发电厂只好停电;

  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

  姚文元还报告道:

  马上有人赶来劝阻:“杀不得呀——那是‘市革会副主任’的岳母的鸡呀!”

  ……

  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平生还是头一回坐“专车”,头一回接受“中央首长”

  “联络总站成立,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大抵因为那鸡具有特殊的身分,杀鸡者的手只好松开,刀下留鸡!

  拥有六十万工人的“工总司”和拥有八十万工人的“赤卫队”之间的一场大战,怎不使上海——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的使命。他显得很兴奋。

  就在这期简报发出的两天之后——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社论,在全国打响了夺权的信号弹。

  岳母再不骂女婿是“小侉子”了,逢人夸起“小王有出息”。

  除了“工总司”、“赤卫队”之外,五花八门的“司令部”也应运而生: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

  张春桥急于在全国创立夺权的“样板”。就在这天中午,“上三司”再度进驻康平路,宣告“夺权”,更使张春桥如坐针毡,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每当她拎起菜篮子步入菜场,营业员们向她点头哈腰。每一回,拿出同样的钱,她的菜篮子总比别人的要沉得多。虽然她并没有开口要营业员给她一点“实惠”,但营业员知道她的女婿如今红得发紫,乐于拍她的马屁……

  “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所谓“红色工人”,即临时工,包括合同工、外包工、轮换工;

  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戴祖祥的率领下,坐上火车,返回上海。

  张春桥的脑子,如同一个“歪点子”仓库。他灵机一动,与姚文元一商量,想出了一个崭新的“歪点子”:甩掉那“联络总站”的名字,别出心裁,取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

  至于她的女婿“小王”,那种飞黄腾达的气派,更是甭提了:进出轿车,抽“中华”烟,喝“茅台”酒……

  “上海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由那些被下放农村的工人组成的“造反司令部”;

  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上海人民公社”这名称,在张春桥、姚文元看来,有两条“最高指示”作为依据:

  马天水卖身求荣

  “上海市个体劳动者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由于周宝林去南京的缘故,戴祖祥率领兵马回到上海,便前往红都剧场。

  第一,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说过“人民公社好”。虽然那时他是指农村人民公社而言。但“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人民公社好”当然可以移来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依据。

  在踏平“联司”之后,王洪文总算稍微松了一口气,他在上海的“工人领袖”

  “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

  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筹划成立“联合兵团”最初的名字,打算叫“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第二,毛泽东曾称赞聂元梓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显然,毛泽东很喜欢“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北京既然可以称为“北京公社”,上海当然可以叫“上海人民公社”。

  的地位已经牢固了。虽然还有一些老对手在暗中活动着,毕竟无法再形成“赤卫队”、“二兵团”、“联司”及“支联站”那样的庞大的反对派。何况,“文化大革命”

  “红卫军”——由转业、复员、残废军人组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工人。

  这个“联合兵团”的崛起,当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张春桥打电话给陈“老夫子”。这位“理论权威”也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有新意。

  已转入“斗、批、改”阶段,要想再度成立全市性的反对派组织,已不那么容易了。

  这样名目繁多的工人“造反司令部”,竟有七十多个。这些“造反司令部”代表各自的经济利益而“造反”:“红色工人”要转正(王洪文的妻子崔根娣便属“红色工人”),支农工人要回沪……这些“造反司令部”推波助澜,使已经混乱不堪的上海更加混乱。

  不过,耿金章与戴祖祥也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的“联合”,迅速告吹。

  于是,如同“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不过,在“市革会”中的权力斗争,却日益变得激烈起来。

  新年钟声刚刚响过,凌晨一点半,王洪文接到了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告知重要动向:周恩来给陈丕显打电话,要陈丕显把上海的工作抓起来,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于是,他们各自宣告“独立”: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上海警备区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在党校继续开会讨论夺权问题,并以‘只争朝夕’的革命造反精神,连夜修改夺权宣言和通令,准备第二天见报,并于当晚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作汇报,全市革命造反派迫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大街小巷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

  “张老大”、“姚老二”,这两把交椅是铁打的。不过,张春桥和姚文元随着他们在中央的地位的提高,到上海来的日子也就越来越少了。

  “曹荻秋是不能再出来了。你们已经把曹荻秋搞臭、打倒。所以总理只能叫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张春桥说,“其实,陈丕显有陈丕显的帐,你们照样要和他清算。别以为总理叫陈丕显出来,上海就是陈丕显的了。那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措施。上海不可能是属于陈丕显的!”

  戴祖祥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哦,大街小巷已经贴满“欢呼临时权力机构即将诞生的大标语”,上海已是一片“迎接最盛大的节日到来”的气氛,就连“夺权宣言和通令”都“准备第二天见报”,这“第二天”便是一月二十五日。

  徐景贤成了“徐老三”。虽说他只比王洪文年长两岁,但官场经验比王洪文要丰富十倍。想当年,王洪文在安亭闹事的时候,徐景贤还是“老保”,还是一个替陈丕显、曹荻秋起草检讨书的角色。如今,徐景贤超过了王洪文。徐景贤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老三”。

  刚刚接完张春桥的电话,又从上海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打来电话。东湖路也是一条不足千米的短小马路,紧挨着繁华的淮海中路,是个闹中取静的所在。自从康平路一下子成为不平静的马路后,陈丕显便把东湖路的市委招待所(人称“东湖招待所”)作为临时的办公处。陈丕显的秘书通知王洪文,马上到东湖招待所开会。

  耿金章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可是,一月二十五日并没有成为“最盛大的节日”——张、姚、王在上海的“登基”之日。

  不久,又有人要挤到王洪文的前面来,使王洪文的排名地位往后移了。

  凌晨三时,王洪文的轿车驶入东湖招待所。“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已在那里了,正与陈丕显低声交谈,在商量什么。王洪文的眼帘中摄入了那么一个镜头,顿时使他颇感不快。

  还有四十来个人,在苏州冲上火车,居然到了北京。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也扩大人马,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那是因为一月二十四日午夜,“红革会”得知消息之后,先下手了——夺走了那大大小小二十三颗大印!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二日,上海隆重欢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所率领的党政代表团。虽然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但在当时是中国最亲密的伙伴。张春桥、姚文元专程返沪主持欢迎仪式。

  徐景贤来了,朱永嘉来了,“工总司”的黄金海、王腓利来了,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来了,还有“首部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哈尔滨、西安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代表也继续到会。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红革会”的夺权(认真点讲,只是“夺印”),打乱了张春桥的夺权计划。

  新华社上海分社发出的电讯中,以这样的次序提到出席欢迎仪式的上海党政军负责人的名字:

  会议开始了。自一九六六年三月囚病退居二线的陈丕显,此刻奉周恩来之命主持上海工作。陈丕显向造反派们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王洪文掏着笔记录着,眉头紧皱。在他看来,由一个“走资派”向造反派传达周恩来指示,心里不是个滋味儿。当陈丕显传达完毕,有人提议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王洪文便走开了。

  “兵团”的头头们也由封“司令”。虽然他们山挂着“工总司”的牌子,可是并不听命于王洪文。

  好不容易,张春桥派徐景贤逼着“红革会”交出大印,却招来“红革会”的更为强烈的反抗,使那“盛大的节日”不得不一天又一天地后推……

  “张春桥、姚文元、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王少庸、马天水。”

  王洪文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周恩来的秘书念了一通刚才的笔记。

  “一兵团”、“二兵团”的势力,猛然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实力很快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

  荡平“红革会”

  廖政国、饶守坤、周建平是驻沪三军负责人,出现在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之中,理所当然。那王少庸、马天水是当年的“走资派”,眼下也成为上海的党政负责人了。

  “是这样的。总理是有这样的指示。”周恩来的秘书证实,刚才陈丕显所传达的是周恩来的原话。

  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叮铃铃,叮铃铃”,响起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名单中没有提及王洪文。

  “好,就这样。”王洪文无可奈何挂上了电话。他原以为可以挑出点毛病来,给陈丕显安上个“伪造总理指示”之类的罪名,不料,周恩来秘书却证明陈丕显的传达并无讹误。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耿金章抓起电话耳机,从里面传出的甜蜜而熟悉的声音,使他吃了一惊:“金章同志吗?”

  两天之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代表团到达上海。新华社电讯中的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仍与两天前一样。

  当王洪文披着军大衣回到座位,会议已推定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舒泽池执笔起草告上海人民书。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正在凑着告上海人民书的内容。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不言而喻,那是张春桥打来的电话。

  王少庸,原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马天水,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们获得“解放”之后,不再是“走资派”了,而是作为“革命的老干部”,成为“三结合”领导班子的“结合”对象。他们一经“结合”,便坐到王洪文的前面去了。

  看着陈丕显在那里主持会议,徐景贤造反了。他指着陈丕显说道:“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要你出来工作是给你一个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时间;一月二十八日凌晨。

  一时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排名次序,成了这样:“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廖政国、王少庸、马天水、王洪文。”

  徐景贤的话音未落,王洪文马上帮腔,他说出了张春桥在电话里踉他说的话: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春桥同志,有什么事?”耿金章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紧急事件。不然,张春桥绝不会在这个时候亲自打电话来的。

  王洪文成了“王小七”!

  “你陈丕显有你陈丕显的帐。你的帐,我们造反派迟早要跟你算的!别以为总理给你打电话,你就神气活现。你跟曹荻秋一样,都是走资派,都是‘赤卫队’的后台老板!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以你和曹荻秋为代表的!”

  这一回,王洪文领读的一段“最高指示”,是头头们往常几乎没有念过的。王洪文精心地从毛泽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选出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

  “徐景贤被抓了,你知道吗?”果真,张春桥说出了重要的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天水不断“跃进”,越过了王少庸,越过了廖政国,后来以至越过了徐景贤。

  徐景贤和王洪文这么一闹,会议乱了套。上海,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主持工作,为的是挽救大乱中的上海。东湖招待所的会议,本是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眼下会议开上了岔道,变成了批判陈丕显的会议。……王洪文声称陈丕显在“玩弄阴谋”,没有开完会议,拂袖而去。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我不知道。谁抓的呀?”耿金章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不过,他也觉得奇怪,即便是徐景贤被抓,打电话给他干嘛?

  马天水这人,论资历,比张春桥还深得多。他出生于河北唐县,早在三十年代初,便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他是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的负责人。此后,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内,一直分管上海工业生产工作。当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时,张春桥还只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一九六三年,马天水曾作为上海赴大庆学习代表团团长,到大庆参观访问,返沪后在上海工业系统全面执行“工业学大庆”的方针,推广大庆的“三老四严”作风(“三老”即“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

  受到冷落的《急告全市人民书》

  冷不丁的,念起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二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们愕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

  “是‘红革会’在几个小时以前抓的,把他抓到复旦大学去了!”张春桥说道。

  “四严”即“严肃、严密、严格、严谨”)……

  “上海的桃子熟了!”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这事儿我不知道,真的一点也不知道。”耿金章连忙解释,生怕张春桥怀疑他跟“红革会”有什么瓜葛。

  平心而论,马天水的前半生确实是不错的,是一个为革命建立过功勋的人。上海数千家工厂,他亲自到过的不下千家。他能随口报出上海各大厂的厂长名字、主要产品、生产特色。他不愧为上海的“工业通”。正因为这样,他在上海工业系统有着颇高的威信,人称“马老”。

  张春桥紧握着王洪文的手,说出了这句话。

  王洪文讲毕,“总部”有人接过他的话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金章同志,请你放心,我不是说你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张春桥马上猜到耿金章的心理状态,说道,“我是想请你帮忙,把徐景贤救出来!”

  “文革”开始之后,他理所当然地成为王洪文的“工总司”的炮轰目标。

  一月二日,王洪文接到张春桥的电话,要他立即进京。当天,王洪文便带着陈阿大、廖祖康飞往北京,住进聂元梓的据点——北京大学招待所。

  戴祖祥一怔。

  原来是这么回事!

  王洪文在筹备成立“工总司”的时候,一天听说马天水来到上海交通大学,便赶往那里,要求马天水予以承认这个组织。马天水打着官腔道:“这个么,还要研究、研究……”

  一月三日晚,张春桥、姚文元选择了一个很不醒目的地方——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二楼,与王洪文见面。

  显然,“总部”已经整了戴祖祥的材料。那人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历数戴祖祥的劣迹,从历史的到现行的。

  “春桥同志,您找洪文同志去解决‘红革会’问题吧。”耿金章道。

  差一点使这匹“老马”遭到灭顶之灾的,是他在北京“乱放炮”。

  上海的桃子,向来是在夏末秋初时节成熟。这一回,张春桥和姚文元却要在天寒地冻的一月,摘取上海的“桃子”。

  这一突然袭击,使戴祖祥一时无法招架。

  “这件事,恐怕洪文同志解决不了。他也说,非找你不可!”照张春桥这么说,这个“皮球”是王洪文踢过来的。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马天水前往北京出席工交系统文化大革命座谈会。

  自从在安亭与王洪文结下“战斗友谊”之后,王洪文便成了张春桥手中一颗冲冲杀杀的棋子。在《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中,“工总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张春桥颇为满意的是,王洪文对他总是言听计从。张春桥对手下的人,向来要求绝对服从,容不得说个“不”字。’姚文元能够成为他的亲密伙伴,便在于姚文元对他唯命是从。张春桥并不喜欢那种对谁都耍“造反派脾气”的造反派,而是只偏爱那种兼具狮子和绵羊双重性的造反派:对“走资派”如猛狮,在他面前如绵羊。他看中王洪文,不仅仅因为王洪文是“司令”,而且在于王洪文的“忠诚”……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这件事,我很为难。因为我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由我出面,很难开口。”

  马天水是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去的,他以为红卫兵的大串连以及上海“工总司”的造反,严重干扰以至破坏了上海的工业生产。

  “上海的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张春桥听了王洪文关于上海情况的汇报之后,又一次提到了“桃子”问题。自从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把胜利的果实比喻为“桃子”,便使“桃子”成为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水果。向来擅长“活学活用”的张春桥,虽然住在北京钓鱼台,无意于“钓鱼”,却深思熟虑于摘取上海的“桃子”。

  这下子,“一兵团”顿时瘪了。

  耿金章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马天水到了北京以后,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办公厅,要求他们收集“工总司”的材料,马上告诉他。上海市委办公厅杨慧洁根据马天水的意见,派人下去调查,规定只查十一月九日上海“工总司”成立之后,上海工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情况。

  姚文元坐在一侧,眨着金鱼眼,望着第一次见面的“王司令”。在他看来,这个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似乎理论水平太差了点,显然没有喝过多少墨水。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突然,电话耳机里传出张春桥一阵大笑声。笑罢,张春桥说道:“金章同志,正因为知道你跟‘红革会’的关系很好,才叫你去!你的话,他们会听的,会把徐景贤放掉。”

  不久,马天水又来电话,要求收集“造反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材料”。于是,上海市委办公厅上报了一批上海“工总司”绑人、打人、私设公堂的材料。

  “上海处于历史的转折点。”张春桥依然在“高瞻远瞩”地说着,“大乱而后大治。上海这个烂摊子、乱摊子,陈丕显是收拾不了的。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将是上海革命派向走资派夺权的历史性时刻。”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我的面子那么大呀!”没办法,耿金章只得应承下来,试试看。

  有了这批材料,马天水便在北京放炮了,指责上海“工总司”破坏上海工业生产,狠狠批评了“文革”。

  张春桥向王洪文透露了重要信息:“明天,我就和文元同志飞回上海,投入上海的决战!”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挂上电话,耿金章这才意识到王洪文“踢”过来的这只“皮球”的厉害;既借助于他救徐景贤,又借此挑拨他与“红革会”的关系。

  马天水的话,传进了“副统帅”林彪耳中。林彪大骂马天水老糊涂,斥责他“反对文化大革命”。

  “太好了!上海群龙无首,正巴望着你和文元同志前来挂帅!”王洪文马上迎合道。

  “总部”有人发言,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

  由于“二兵团”夺权失败,“红革会”夺权也失败,他们都转到了张春桥的对立面,“二兵团”与“红革会”理所当然变得亲密起来。

  “副统帅”的震怒,使马天水吓破了胆,丢魂落魄。虽然他过去在上海跟张春桥并无太深的交往,此时此刻,张春桥在北京荣任“中央文革”副组长,他不能不求援于此人。

  “你也不要在北京久留,尽快回上海。”张春桥关照王洪文道,“明天,作为上海夺权的先声——《文汇报》先走一步,由革命造反派掌权。”

  周宝林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如此等等,总共列出五大项。

  耿金章派出了手下大将孙玉喜(原上钢五厂工人),带着一批人马,驱车直奔复旦大学。

  张春桥正在为轰不开上海市委而发愁,如今马天水主动前来求救,乐得拉他一把。于是,便向这位“老糊涂”作了“路线交底”:“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就是一句话——改朝换代。你想不犯错误,关键在于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从毛主席算起,到姚文元为止,无产阶级司令部总共八个人!”

  果真,一月四日上午,当张春桥、姚文元在九千米的高空朝上海疾飞之际,上海干家万户收到了面目骤变的《文汇报》。这张创办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报纸,原来以孙中山手迹拼成“文汇报”三字作报头,沿用了近三十年;可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忽然换用僵硬呆板的黑体字“文汇报”作报头。头版头条位置,套红刊登了毛泽东为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所写的那篇著名的社论: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过了一个多小时,孙玉喜从复旦大学打电话,向耿金章报告:徐景贤被关在复旦大学一千一百号文科阅览室内。张春桥派上海警备区的师政委徐海涛带兵进入复旦大学,强迫“红革会”交出徐景贤,使“红革会”与部队发生冲突。徐海涛已奉命退出复旦大学。“红革会”的红卫兵们恨透张春桥,要在上海掀起“炮打张春桥”高潮……

  张春桥一席话,使马天水悟明真谛。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重新刊登这篇十年前的文章,其潜台词意味着对旧《文汇报》的彻底否定和批判。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原来,张春桥硬的一手不行,这才把耿金章推出去,用这位“红革会”的“亲密战友”去对付“红革会”!

  果真,在“一月革命”时,上海造反派集中火力炮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虽然也受到“火烧”,毕竟没有吃大苦头。就连他和陈丕显、曹荻秋一起落到耿金章手中时,他也还提出,不愿与陈、曹一起关押!

  头版下半版,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那是一篇“夺权宣言”:“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耿金章陷入深深的震怒之中……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张春桥为马天水开脱,说道:“马天水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没有发明创造。人家说什么,他说什么。”

  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宣告:经过一段时期的艰苦斗争,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就在这一天,上海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炮打张春桥”运动。

  翌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当着上百万上海市民的面,在说到“三结合”时,着重提到了马天水:

  上午十时,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上海。一下飞机,便直奔上海兴国路招待所。

  在那次会议上,王洪文暂时还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冈造纸厂,收集关于耿金章的材料……

  “红革会”在街上刷了大快人心的大字标语:

  “上海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副市长一个造反的也没有。这首先应该是由陈丕显、曹荻秋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据我所知,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地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座的很多同志,很多一般群众、一般干部没有传达,包括有一些跟随他的干部,甚至市委里的人也没有传达,连市委书记处都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马天水所以跑到工交会议上去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后来我在北京开完会时,他就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主席的意见。’所以他敢于跑到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攻击我。他确实不知道主席的意见,不然,我想这个人他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姚文元行魂未定,就拨电话给一箭之遥的武康路二号——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所在地,找到了徐景贤。姚文元透露了此行的重要背景;他和张春桥离京之前,曾在中南海受毛泽东召见……

  在“工总司”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

  而且,陈丕显、曹荻秋那些人鼓动他,说你到北京好好地讲,什么话都讲。……我们刚刚念语录,不是说按主席指示,看干部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而且看全部历史。

  张、姚忙得不亦乐乎:会见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朱永嘉等“秀才”;会见《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代表;会见《解放日报》造反派代表;一月五日上午,会见刚从北京回来的“工总司”司令王洪文……

  稳定“后院”

  “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

  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很多干部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是相同的。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

  上海的局势剧变。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张春桥的这番话,已经非常明确地暗示,马天水跟陈丕显、曹荻秋不是“铁板一块”,他可以“解放”。

  一月五日,《解放日报》宣告“新生”,开始为“革命造反”而“大喊大叫’。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司令部”里忙碌着。

  “警惕反革命两面派!”

  马天水,这个身材魁梧的北方汉子,可惜脊梁骨太软了。他听到张春桥的这番话,刻骨铭心,竟从此跟定了张春桥。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这两家大报落进“革命造反派”手中,占了舆论优势。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二兵团”也出动了,在南京路上刷出轰动一时的大字际语:

  果真,一九六七年四月,马天水得到了“解放”,立即被“结合”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去。

  诚如毛泽东所言:“要推翻一个政权,必须先抓上层建筑,先抓意识形态,做好舆论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水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

  从此,马天水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老、中、青”三结合中的“老”。

  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原先只是刊登一些“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先进事迹之类报道,几乎不触及上海“文革”的实际情况。就在《解放日报》事件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从《解放日报》上也查不到一条关于《解放日报》事件的报道;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这天晚上七时至凌晨一时,在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本想以“中央首长”金字招牌威吓“红革会”红卫兵的张春桥、姚文元,弄巧成拙,陷人红卫兵的重围之中,挨斗六小时!红卫兵们响亮地提出:“北京在揪康生,上海就要揪张春桥!”

  毕竟“老马识途”,由马天水来领导上海工业生产,远远胜过“造反司令”王洪文。马天水手中的权,日益扩大了。

  两报“造反”了,再也不顾过去关于宣传报道的条条框框。一月五日,《文汇报》开创了从未有过的先例——刊登了一张传单!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这天——一月二十八日,从此载入史册,人称“—·二八炮打张春桥”。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爆发了第二次炮打张春桥高潮。马天水作了“精彩表演”。他以“老干部”的身份,在这个节骨眼上,为张春桥打保票。他说:

  这张传单,题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

  上海全市振奋。“红革会”定于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我与春桥同志共事多年。我对他的历史很清楚,他没有什么问题。我敢担保。”

  急告全市人民书》。

  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就在张春桥摇摇欲坠之际,“中央文革”发来特急电报,坚决支持张春桥。王洪文在一月三十日凌晨,紧急派出“工总司”数万造反队员上街,控制各交通要道,阻止“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他还拍着胸脯道:“有人说我马天水死保张春桥,说得对。我就是要死保春桥同志。

  这张传单指出: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

  “红革会”败北,被“工总司”荡平。从此,“红革会”一蹶不振,众多的头头被捕入狱。

  我就是死了,也要站在春桥同志一边。”

  “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工人要起来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以生产任务压工人,给我们扣上‘破坏生产’的大帽子。他们真的是‘抓生产’吗?不是的。他们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企图阻挠我们革命。我们戳穿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勇敢地起来造反了。

  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

  当然,在王洪文的眼里,“红革会”还不是他的“头号敌人”。他,悄然把拳头伸向了他的真正的“头号敌人”——耿金章。

  经历这番政治危机,张春桥越发欣赏马天水的“忠诚”,夸奖他是一匹“好马”。

  “于是,他们又抛出了另一种花招,以极‘左’的面目,以漂亮的革命词句,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

  斜桥成了上海的热点

  于是,张春桥越发倚重马天水了。

  传单的末尾,排列着十一个参加起草、签名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依次为:

  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上海市南部,原本横亘着一条臭水河,叫“肇嘉浜”。河上有一条斜架的桥,人称“斜桥”。后来,肇嘉浜被填平了,变成了一条东西向的大道,叫“肇嘉浜路”。

  “市革会”成了“三驾马车”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那座斜架的桥早已不复存在,可是,人们还习惯地把那一带叫做“斜桥”。

  马天水的“复出”,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了三股势力组成的“三驾马车”: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一月三十日,就在“红革会”遭到张春桥镇压的这一天,王洪文与耿金章在斜桥激战,爆发了“斜桥事件”,使这个并不热闹的地方一下子成为上海的热点。

  第一股势力,是以王洪文为首的工人造反派,以“工总司”的那班“小兄弟”为核心人物。

  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在上海的工人之中,原是分为“工总司”和“赤卫队”两大派。康平路事件之后,“赤卫队”被“工总司”干掉了。“二兵团”从“工总司”中分裂出来,又形成“工总司”与“二兵团”的对立。“工总司”在全市各区设有联络站,“二兵团”

  不过,王洪文的这班“小兄弟”,论文化没有几个上过初中,论经历没有几个当过干部,绝大部分不是中共党员。“小兄弟”们自诩“流氓无产者”,搞“打、砸、抢”算是“英雄”。

  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也有它的联络站。“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便设在斜桥。

  在安亭事件中,并未扛过大梁的王秀珍,此时地位迅速上升。因为她是党员、大专生、干部,而且又是女性,更何况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被张春桥点名,从上海国棉三十厂调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担任“副主任”。这样,王秀珍成了地位仅次于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派领袖人物。

  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工总司”有几十万人马,“二兵团”也有几十万人马。“工总司”占领了外滩的上海总工会大楼,把“司令部”设在那里,神气得很。“二兵团”呢,占领了上海永福路五十号漂亮的洋房,作为“司令部”。“耿司令”身边,有着一个连保卫着他。王洪文早就想干掉“耿司令”,无奈,“耿司令”军人出身,有着作战经验,绝不是那么容易抓到手的。

  好在王秀珍从一开始造反,便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她没有象耿金章那样闹独立性,而是与王洪文亲密合作。

  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

  “斜桥事件”的导火线,是“二兵团”常委范建华。那天,耿金章派他到南市区执行“公务”,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去了。

  第二股势力,是以徐景贤为首的“秀才帮”。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

  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耿金章得到消息,马上打电话到“工总司”。据说,“王司令”不在“司令部”。

  “秀才帮”个个能说会道,妙手著文章,把握着上海的舆论大权。何况张春桥、姚文元也是“秀才”,与他们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

  首都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他的部下告诉耿金章:“谁说老范给‘工总司’抓了?他带他老婆在国际饭店嘛!”

  不过,“秀才帮”内部,也象工人造反派那样,有过几次纷争。徐景贤的对手,起初是郭仁杰——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党支部副书记。借助于镇压“红革会”的“—·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徐景贤把郭仁杰赶下了台。不久,《文汇报》造反派负责人朱锡琪与徐景贤对垒,但朱锡琪因“四·一二”炮打张春桥而下台,使徐景贤扫除了对手。这样,徐景贤成了“秀才帮”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

  北航红旗战斗队驻沪联络站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耿金章打电话到国际饭店,据说,老范又去上海大厦了!

  第三股势力,便是以马天水为首的复出的“老干部派”。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怪事?!耿金章意识到“工总司”在那里跟他打哈哈。

  这批“老干部”,都是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干部,被张、姚看中的,给予“解放”,“结合”到领导班子中去。起初,王少庸掌管组织大权,地位在马天水之上。不久,马天水上升,超过了王少庸。

  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文革临委会驻沪联络站这么多造反派组织的名字上了“大报”(那时通常把红卫兵。造反派等群众组织办的报纸称为“小报”),这是第一次;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耿金章派了十几个人,坐着卡车,前往斜桥。一去没音讯。

  这“三驾马车”之中,工人造反派们常常与“秀才帮”闹矛盾。

  在“大报”上点了“赤卫队”的名,这是第一次;在“大报”上提到“批判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也是第一次。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又派一批。又是一去无回音。

  在那些工人造反派看来,“秀才”们是一群“臭知识分子”;在“秀才”们看来,工人造反派不过是流氓!

  这张传单,是元旦凌晨东湖招待所会议的成果。当时由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舒泽池拟出草稿。虽然这份传单的一些观点,陈丕显不尽同意,但毕竟主旨是安定上海局面,号召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他从大局出发,还是给予支持。草稿经过修改,在一月三日印出初稿。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再派一批。还是泥牛入海,沓无音讯。

  两派不断地发生磨擦,争斗。于是,“老干部派”出来打圆场。马天水对双方部不敢得罪,在“三结合”中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

  一月四日,初稿经参加起草的十一个群众组织修改后,签了字,送交陈丕显。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三批人马,五、六十个人,全都被“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抓了起来!

  自然,不论哪一派,都俯首贴耳于张春桥和姚文元,尤其是张春桥。

  陈丕显当即签了“同意”两字,派人送交《文汇报》社作为传单,印了二十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这分明是王洪文向“二兵团”寻衅。耿金章大怒,调集十万之众,前往斜桥。

  王洪文曾感激涕零地说:“我们这些人是张春桥、姚文元手把手地教着成长起来的。”“我们新干部的命运是和中央三位首长(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引者注)联系在一起的。”

  元旦凌晨的会议,王洪文中途“造反”,扬长而去,没有参加这张传单的起草。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这十万人,主力当然是“二兵团”,也有“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前来支援的工人,由“一兵团”的戴祖祥担任“总指挥”。

  张春桥也洋洋得意地说:“王洪文他们,都把我当老头子看,只要我说一句,他们就算数。”

  在传单写出初稿时,王洪文正在北京与张、姚密谈。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王洪文和耿金章,各打各的算盘:

  正因为王洪文把张春桥当成了“老头子”,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第二次炮打张春桥的时候,王洪文在他的“小兄弟”面前“回忆对比”:

  考虑到“工总司”已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而《急告全市人民书》主要是针对工厂工人的,因此起草者把“工总司”名列第一。签字时,王洪文还未飞回上海,由耿金章代表“工总司”签了字。当王洪文飞回上海,听说耿金章在陈丕显也签名同意的传单上签字,把耿金章剋了一通。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王洪文深知老耿火性子,惹一惹就会蹦一蹦。王洪文已望着耿金章兴师动众,以便抓住把柄,把“二兵团”跟“红革会”一起扫平,去除心腹大患。

  “如果没有春桥同志的可贵支持,我们在安亭,就会被陈丕显、曹荻秋逮捕,就会成为现行反革命,连脑袋都保不住。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工总司’的,是春桥同志。第一个在安亭支持我们,答应五项要求的,是春桥同志。一点也不错,春桥同志是我们的后台——无产阶级的后台!

  《文汇报》“星火燎原”总部看中了这张传单,决定转载。他们在一月四日晚上打电话给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宣传组组长,征求张、姚的意见。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耿金章呢,一不做,二不休,不仅想借此煞一煞王洪文的威风,而且还准备调三万人马砸掉张春桥的家,把王洪文连同他的后台一锅端掉。

  “没有春桥同志,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姚文元接了电话,对那位宣传组长说道:“我和春桥同志刚回来,事情很多,许多情况不了解。看了以后也没法表态。登不登,由《文汇报》他们自己决定吧。”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在十万人马面前,“工总司”南市区联络站当然不堪一击。但是“工总司”的大批人马潮水般涌向斜桥,要对“二兵团”来个反包围。

  “我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那就是一句话——死保春桥同志!”

  既然姚文元说由“他们自己决定”,《文汇报》便把那张传单推上了一月五日头版版面。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就在这个时候,电话耳机里响起呼唤“金章同志”那甜丝丝的声音。

  “老头子”当然十分夸奖王洪文,说他“立场坚定”,说他“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

  万万料想不到,这张曾遭王洪文反对、受到张、姚冷落、由陈丕显签发的传单,经《文汇报》一刊载,在北京激起强烈的反响……

  他在“四清”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张春桥有请,“耿司令”无奈,只得带着一批警卫,驱车兴国路。

  王洪文手下的“小兄弟”们,则发出了这样的“誓言”:

  史无前例的三个通令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这一回,张春桥没有在五号楼前恭候。不过,当“耿司令”步入小客厅的时候,张春桥还是客客气气地连声说:“你来啦,你来啦,正等你呢!”

  “王洪文靠牢张春桥,阿拉靠牢王洪文!”

  暂且先按下北京的反响不表。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这时,耿金章发觉,张春桥几天不见,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眼皮虚浮,眼珠下凹,吃力地在近视镜片后转动着。连日的“炮打张春桥”,使他连刮一刮胡子的功夫(抑或是心思)也没有。

  “紧跟王洪文,死保张春桥!”

  自从一月五日上午,王洪文、潘国平来到兴国路招待所会见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王洪文全力以赴,忙着在翌日召开的大会。他并不着重发什么《急告全市人民书》,他所着急的是夺权。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在张春桥之侧,站着王洪文,笑盈盈的,居然要和老耿握手。

  有时候,“小兄弟”们私下里说的话,虽然粗野,意思更加明白:

  一月六日,上海飘起了雪花,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变成银白世界。原计划开十万人大会,只到了两万多人。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耿金章朝王洪文一瞪眼,气嘟嘟地走到沙发跟前,把军大衣一脱,坐了下来。

  “张春桥不能倒。他一倒,我们就要树倒猢狲散!”

  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红色横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议由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戴立清主持。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依旧是张春桥坐在两人当中,他还是那番话,“你们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为什么总是合不起来?总是闹分裂?你们有没有想一想,你们两个的分裂,会造成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分裂!”

  “对张春桥就是要死保,保到底。他妈的,张春桥一完蛋,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啦?”

  接连熬夜的王洪文双眼充满血丝,坐在主席台上。他不住地打着阿欠。不过,一想到他精心炮制的三个“通令”将在大会上露面,将会对上海、对全国产生强烈的冲击波,他顿时精神焕发了。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张春桥对他们两个,各打五十大板。

  这样,由三股势力组成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三驾马车”,张春桥成了驭手!

  “曹老头儿”早已成为打倒对象,被拉上主席台挨斗,那是意料中之事。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究竟谁在搞分裂?”耿金章“耿”了起来,指着王洪文说道,“他为什么抓我的常委?!斜桥的纠纷,是他挑起来的!”

  进人“九大”代表内定名单

  陈丕显也给拉来了,高高地站在一个木箱上,“低头示众。”《工人造反报》在翌日刊登了“镇压工人运动的罪魁祸首陈丕显低头认罪”的照片。陈丕显身边,站着两个腰束皮带、目露凶光的造反队员。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谁抓你的常委?”王洪文故作惊讶,说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呀!”

  “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全国,也搞乱了全党。

  王洪文代表“工总司”,作了《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长篇发言。这篇发言,曾印发过,现仍能查到。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你不知道?”耿金章反驳道,“明明是你指使的!”

  中国共产党处于建党以来最不正常的时期:党员停止了组织生活;党的基层组织瘫痪;党的省、市级组织瘫痪;中共中央书记处瘫痪;全党停止了发展新党员工作。

  王洪文以安亭事件的“造反英雄”的口气,大声地在话筒前叫喊道: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唉,唉,你们不要吵。”张春桥连连摇头,说道:“你们都应当站在党的立场上,以党的原则要求自己。你们应当团结,一致对外。你们听听外边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召开的。十几个年头过去了,居然还没有开过一次党的新的全国代表大会。

  “我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大家揭发陈丕显、曹荻秋一伙在安事事件中,反对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围攻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罪行。……”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张春桥说着,打开紧闭的窗户。随着寒风一起进来的,是兴国路上“红革会”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却直至一九六八年十月才迟迟召开——两届中央委员全会相隔了两年零两个月!

  王洪文斥骂着“曹老爷”,什么“丧心病狂”,什么“狗胆包天”,如同泼妇骂街一般。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宣传车那高音喇叭发出的阵阵口号声:

  毛泽东也已经意识到党的生活的极度不正常。一九六八年伊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在那年月,造反派们的发言,总是左一个“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右一个“最高指示”,王洪文却与众不同,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春桥同志指出”。他一次又一次引述张春桥的话,为“工总司”辩护。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炮轰张春桥!”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讲“多数派的老工人对党感情很深”时,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说造反派工人对党就没有感情。”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打倒张春桥!”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意味着“文革”的第三个年头,要进入整党阶段,也意味着中共“九大”,已进入酝酿阶段。

  在“批判”有人说“造反派队伍不纯”时,又来了个“春桥同志指出”:“不能因为一个组织中有几个坏人,就说它不是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中间也会有坏人,中央常委中不是还有牛鬼蛇神?”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转发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二期上发表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使王洪文和“小兄弟”们欢欣鼓舞。王洪文忙于派出一支又一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即“工宣队”),去“占领上层建筑”,去“领导一切”。

  最妙的是,王洪文在“批判”有人说“‘工总司’搞乱了上海”之时,引进了张春桥的精心的辩解词:“今天上海之所谓乱,不是因为有了这个司令部才乱的,不能因果颠倒,因为乱才有司令部,不是因为有了司令部才乱。承认这个组织(指“工总司”——引者注),不仅是宪法上已有规定的问题,还有个对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去解散它,岂不成了陈独秀?”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

  不久,一九六八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又公布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王洪文在即将结束发言时,对上海市委下了如下断言: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小客厅里立时寂静无声。从高音喇叭里喊出的每一句口号,都清晰地送进每一个人的耳朵。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十分明显,安亭事件集中暴露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这样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市委书记处到常委,没有一个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没有一个人支持中央文革,没有一个人支持张春桥同志。对于这样一个受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路线指挥的司令部.我们革命造反派就是要打倒它,就足要砸烂它!”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

  张春桥关紧了玻璃窗,转身,坐到沙发上,燃起了一根纸烟,久久地无言。

  “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份。”

  王洪文振臂领呼口号:

  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这辆宣传车,今天一早就在那里叫了!”张春桥终于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于是,王洪文的“小兄弟”们的入党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用当时的“时髦”的话来说,王洪文手下的这班“小兄弟”,都已成了“纳新”对象啦。能否入党,对于这班“小兄弟”的“前程”,是至关重要的。须知,王洪文当年正凭借着他是党员,成了“工总司”的“司令”。耿金章能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也借助于他的党员身份。

  “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我马上调人来,砸了这辆宣传车!”王洪文说着,站了起来,走向电话机。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结束。会议公报透露了重要信息:

  “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不,洪文同志,用不着兴师动众。听听这样的声音,有时候反而使人头脑清醒。”张春桥说罢,把脸转向耿金章,“金章同志,我倒希望你来打电话,把你的十万人马从斜桥撤回去!”

  “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在王洪文作完主旨性的发言之后,一个又一个发言者象走马灯似的,来到话筒前。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耿金章没有马上表态,他的目光紧盯着王洪文——因为只有王洪文下令“工总司”撤兵,他的“二兵团”才能撤兵。

  紧锣密鼓,中共“九大”代表的遴选工作开始了。刚刚结束会议,张春桥便飞抵上海。

  每一个发言者,都按照当时的“标准程序”进行发言:先念几条“最高指示”,再以慷慨激昂的声调念稿子,最后高呼口号。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就在这时,张春桥冷冷地说了一句:“金章同志,还有你另外调集的三万人,也应当由你下命令,马上撤走!”

  张春桥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推选中共“九大”代表的标准:“九大代表要以九次路线斗争中表现突出的老造反作为主体。”

  大会的高潮,在于宣读那三个“通令”。幸亏《工人造反报》在第二天全文刊登了王洪文的这些“杰作”,所以在二十多年后仍可存录“奇文”——对于今目的青年读者来说,一边读着,脑海中一边会交替出现“?”和“!”。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

  耿金章的脸,顿时一阵红,一阵白。张春桥的消息好灵通,连他另外调集三万人马的动向——砸张春桥的家,也被张春桥知道了。

  所谓“九次路线斗争”,也就是“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九次错误路线分别是:第一次“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瞿秋白犯路线错误”;第三次“李立三路线”;第四次“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第五次“王明路线寿命最长”;第六次,“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第七次,“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第八次,“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第九次,“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这三个“通令”,虽是王洪文一手炮制的,但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名义发出的。这三个“通令”,还于当天以急电形式发给毛泽东。

  “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好,好,我马上打电话。”这下子,耿金章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得走向电话机,当着张春桥和王洪文的面,给“二兵团”下撤退令。

  因此,“中共第九次路线斗争”照毛泽东所言,亦即“文化大革命”中对于“刘少奇路线”的批判。

  照录原文于下: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

  张春桥默默地大口大口吞云吐雾,竖着耳朵,听着耿金章对着电话话筒说的每一句话。

  按照张春桥提出来的“标准”,理所当然,王洪文的大名,列入上海的“九大”代表内定名单之中。

   第一号通令:

  “赤卫队”的崛起

  王洪文坐在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脚尖不断地左右抖动着……

  张春桥细细审看了内定名单,双眉紧皱:“‘工总司’是上海老造反的主体。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地推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曹获秋倡江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被揭露后,他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公然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丧心病狂地把进攻矛头直接指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在山穷水尽之际,竟挑动自己一手炮制的保皇工具——赤卫队总部,又一次制造了骇人听间的“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曹荻秋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革命群众早已忍无可忍,为了搬掉绊脚石,彻底闹革命,大会通令如下:

  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冒出了“新上海人民公社”

  ‘九大’代表只一个王洪文,太少了!”

  (一)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只剩下最后一天——三十一日。

  很快的,王秀珍被列入内定名单。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当时对于大会主席团的一种流行的“谦逊”的称呼—

  的力量也不弱。

  张春桥好不容易从“炮打”的旋风中挣脱出来.松了一口气。在这天,传来两条消息,使他一喜一忧。

  张春桥依然不满意,问王洪文道:“你们‘工总司’的常委里,难道只有你和王秀珍两个人才能当‘九大’代表?”

  —引者注)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喜的是《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这天提前发表。显然,这是身兼《红旗》杂志主编的陈伯达,在给身陷困境的张春桥打气:

  王洪文回答说:“‘工总司’的常委倒不少,常委里却没几个党员。”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这个大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你们为什么不抓紧‘纳新’工作?”张春桥直截了当地点名道,“象陈阿大,就可以当‘九大’代表嘛!”真是“史无前例”,当张春桥说出这句话时,陈阿大还不是中共党员,居然已内定为中共“九大”代表!

  (四)在曹荻秋监督劳动交代期间,一切真正革命造反派组织如有批判斗争,需要曹荻秋出席者,可统一安排进行,随叫随到。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

  这是“一月革命”一词,第一次见诸于中央报刊。虽然社论里说“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而这一新名词的“发明权”其实应属于张春桥。

  “好,好,我马上抓紧‘纳新’工作。”王洪文连声答应。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的‘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苏联的‘十月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整整半个世纪之后——一九六七年,在我们上海爆发了‘一月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红旗》社论中热情赞颂了上海的“一月革命”,无疑是对张春桥的“功绩”的又一次表彰。

  “除了陈阿大之外,其他‘工总司’的老造反的入党工作,也必须抓紧。”张春桥用很明白的话,点穿了其中的道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从‘一月革命’开始,我们已经成为上海的执政者。我们必须迅速地吸收一批老造反入党,加强我们在党内的地位。要知道,在上海党内,我们还没有占据优势。现在的上海的党员,都是‘文革’前入党的,好多人是按照陈丕显、曹荻秋的标准入党的。

  第二号通令:

  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

  有喜有忧。使张春桥双眉紧蹙的消息,来自黑龙江省。那里的造反派一举夺取省委的大权,宣告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开创了全国省、直辖市的夺权先例。“一月革命”的“发源地”的上海,反而落后一步——唉,如果没有“红革会”的“炮打张春桥”,上海的夺权肯定跑在黑龙江的前头!

  ‘保’字号在党内有着强大的势力。如果我们不趁现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时候,大批吸收老造反入党,那就是坐失良机!‘九大’代表,一定要选我们的人!”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在幕后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顽固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反扑,证据确凿。中央工作会议后,陈丕显不仅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现已查明,在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一二·三○康平路流血事件中,在上海出现的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反革命逆流中,在包庇上海市委内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活动中,陈丕显都扮演了一个可耻角色。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张春桥,赶忙拧紧了夺权的弦。

  陈阿大入党

  (一)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就柯庆施同志逝世后上海市委如何忠实贯彻刘少奇、邓小平反动路线,以及陈丕显、曹荻秋等与刘、邓修正主义司令部的黑关系等问题,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二月一日,上海街头鲜红的大幅标语,覆盖了那些“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标语。

  “小兄弟”们的入党工作,王洪文早就在抓了。只有“小兄弟”们一个个入党,“王司令”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才足以压倒“秀才帮”——那些“秀才”

  (二)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未作出决定改组上海市委前,陈丕显不准以任何借口逃避责任,滑脚溜走。今后上海市委如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唯陈丕显是问。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新标语都是一句话:“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们,倒差不多个个是党员。因为“秀才帮”的主要成员,都来自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非党员进不了这个写作班。

  (三)以上两项,如有违背,革命造反派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革命行动,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均由陈丕显负完全的责任。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二月二日,夺权的计划,又进逼了一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离“桃子”已经很近了。诚如“工总司”的《大事记》所载:

  在王洪文的“小兄弟”之中,张春桥最关心的,要算是陈阿大了。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张春桥已在为陈阿大入党作舆论准备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工总司’、火线指挥部为首又一次召开了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人民解放军也派代表参加。会议气氛热烈。大家信心百倍,劲头十足,一致认为,不能再拖了,形势逼人,建立全市性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于是,大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雷厉风行,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之后,就立即抬着一张张的大红喜报连夜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去了。欢呼最高权力机构诞生的大标语马上贴满了街头。”

  那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五日,坐落在上海杨树浦工厂区的良工阀门厂,一反往日进进出出的是运货大卡车,这天忽地来了许多小轿车。

  第三号通令: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这里所写的一句话,倒是真话——“不能再拖了”!

  从轿车里出来两张熟面孔——虽说他俩还是第一次来到这家工厂,人们却早已在电视屏幕和报纸照片上认得他俩。

  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书记处,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一直顽固地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他们反对毛主席,对抗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滔天,完全丧失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上海淮海中路六二二弄,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中共上海党校设在这条狭长的弄堂的尽头。走进大门,里面一片宽敞。在“文革”中,这所党校随着上海市委的倒台而被解散,被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占领。它地处闹市,交通方便,“全市性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再次讨论了夺权宣言和通令”。

  “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突然光临!他俩在王洪文陪同下,在一片掌声中,步入厂会议室。

  为此,大会通令如下: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秀才们”反复领会着张春桥、姚文元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

  良工阀门厂是陈阿大的老家。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来此,为的是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

  (一)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中央,请求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的论述,努力把“精神”贯彻到《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去。那些论述,大有高屋建瓴之势,口气是很大的,处处把“上海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甚至“更伟大”:

  这家工厂难得有“大人物”光临。张春桥、姚文元虽说是“来基层听取意见”,但是他们随口而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当作“指示”记录下来。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上海人民公社是砸烂了被资产阶级夺了权的旧国家机器产生的、新的地方权力机关。”

  以下是现场记录中,张春桥的话: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巴黎公社是在炮火连天中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也是这样。”

  “今天到你们良工阀门厂来,是来‘借光’的。良工阀门厂在上海的名气很大,这倒不是因为你们的阀门出了名,是因为你们厂出了个陈阿大,是因为你们厂的造反派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有过很大的贡献。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上海人民公社比巴黎公社的意义更伟大。”

  “今天,我和文元同志来你们厂,是听说你们厂在开整党建党座谈会。我一直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厂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党员很少,怎么办?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宣言”、“通令”—一就绪,红色大幅标语“热烈欢呼上海人民公社即将诞生”已经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敲锣打鼓的“报喜”队伍已经上街。

  “这不仅仅是你们厂存在的问题,上海各工厂都普遍有这样的问题。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夺了权,可是造反派中党员很少。我们天天读《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语录》第一页,头一句话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就在这个时候,暗探获得极端重要的情报,急告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有人在跟“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你没有入党,就进不了‘核心力量’。在所有的权当中,党权是最核心的。你不是党员,怎么掌党权?你夺的权,就不稳固,迟早会落在别人手中。

  这一天,王洪文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可以宣称“不承认”,可以限时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进行“彻底改组”。这三个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唱对台戏的地方.居然也在市委党校里。二十八个造反派组织(其中有好多个是外地红卫兵驻沪联络站)被张春桥看中,列为“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还有许多个造反派组织被排斥在外。有人把这些遭到排斥的组织——三十二个,召集起来,在市委党校西边二楼的小客厅里开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对着干!

  “吸收优秀的造反派人党,已经成为现在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如何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我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在一个多月前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王洪文还是躲躲闪闪,坐在主席台上生怕被人揪下来。转眼之间,他披着军大衣,坐在人民广场主席台上,面对雪花扬扬洒洒的广场,已是一派不可一世的神态了。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大联委”也在开秘密会议,也在商量夺权计划,也在起草夺权宣言和通令。

  “有的同志担心,在‘九大’以前是不是可以先发展新党员?没有新党章,能发展新党员吗?我看,这些问题都可以展开讨论。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中央把新党章的起草工作交给了上海,我们上海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方面,也应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王洪文挺直腰杆,威风凛凛,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他们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声称“上海一切权力归新上海人民公社”!

  紧接着作“指示”的是姚文元。姚文元保持着他的咬文嚼字的习惯:“我完全同意刚才春桥同志的意见。春桥同志已经把发展新党员的标准说得很清楚,首先是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在运动中站错队的,不是不可以发展,但不能作为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对象。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也就是说,要首先考虑者造反,考虑造反派骨干,考虑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

  尽管他俩觉得刚回上海,出现在主席台上与陈、曹当众对阵,不大方便,但他们坐在兴国路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海电视台转播的大会实况。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这个“新上海人民公社”的首领是谁?

  经过张春桥、姚文元这么一番“指示”,谁的心里部明明白白:在良工阀门厂,第一批,不,第一个要发展入党的,当然是陈阿大。陈阿大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工总司”的常委,又是“市革会”工交组的负责人,响当当的“优秀造反派”。

  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姚文元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已经预告: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

  暗探探明了他的大名——耿金章!

  轮到王洪文讲话了。他当时毕竟还不是“中央首长”,讲话也就可以更加随便些。他指名道姓提到了陈阿大。王洪文说了一句“名言”:“依我看,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

  “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

  “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这个耿金章,眼下不只是“二兵团”的“司令”,而且已成为上海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首领”。他比“红革会”更有实力,更厉害。

  杨富珍,上海国棉一厂的挡车女工,著名的劳动模范,入党多年。王洪文居然说“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当天,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上,作如此描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据《工人造反报》载为两万多人。姚文元显然夸大了数字——引者注),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妈的,又是这个耿金章!”王洪文骂娘了,恨不得一口吞掉桀骜不驯的耿金章,“耿金章简直是‘工总司’里的王明!”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走后,一个由“市革会”派出的“调查组”,便进驻良工阀门厂。与此同时,另两个“市革会调查组”进驻上海“老造反”单位——上海国棉十七厂和上港七区。

  至于那个张,他的“导演痕迹”更明显;在王洪文的发言稿上,多处出现张春桥的笔迹。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王洪文骂过他是“赫鲁晓夫”,这会儿则骂他是“王明”。在王洪文看来,“赫鲁晓夫”意味着篡权,而“王明”则意味着宗派主义、分裂主义。

  已经以“一月革命”震动全国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企望着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整党、建党阶段,也为全国树立“样板”。

  为了显示自己的后台的存在,翌日出版的《工人造反报》上,在刊登“工总司”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

  耿金章其人

  由张春桥、姚文元授意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急急送往北京。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画了一个圈。于是,“发展优秀工人造反派”入党,便成为王洪文的重点工作。陈阿大,成了“重点的重点”。张春桥关照王洪文,要把陈阿大树为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先进典型”。

  代表(亦即王洪文)的发言稿时,干脆把张春桥修改、补充之处,标明“春桥同志指出”。

  “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走笔行文至此,该表一表耿金章其人了。笔者与耿金章作过长谈。

  陈阿大是王洪文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同造反,共命运,王洪文“拉他一把”,那是情理之中。

  台前与幕后,演员与导演,紧密地配合着,向着陈、曹猛烈开火。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说实在的,这个王洪文的死对头,在昆山突然被推选为头头之前,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在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之后,惯于摸人家“底牌”的张春桥,暗中派人查看过他的人事档案。王洪文也派人摸过这位“死对头”的底细,想抓住什么小辫子之类。

  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典型”,那是因为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时,陈阿大带领一班人马上街,高呼:“反对张春桥就是反革命!”陈阿大在“关键时刻”,“立场”如此“鲜明”、坚定”,自然博得张春桥的垂青和厚爱。

  《紧急通告》的诞生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耿金章确实贫苦出身,并没有多大的把柄可抓。

  陈阿大其人

  热了这一头,冷了那一头。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一九二五年,耿金章出生在山东曹州。父亲是个贫苦农民。他五岁时死了父亲,八岁时死了母亲。无依无靠的他,跟随着姐姐逃荒到山东宁阳,投靠姨母朱氏。姨母家也很穷,就把八岁的他,送给地主任继正。从此,他在地主家割草放猪,还在村里要过饭。

  陈阿大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取名“阿大”。他有一个弟弟,照理“推理”,名唤“陈阿二”。另外,还有一个小妹妹和两个小弟弟。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

  十九岁的时候,耿金章总算第一次有了正式的职业——成为本县的护窑队队员,又称矿警。无非是站个岗,放个哨。不过,从此他跳出了地主家的火坑,心中有着说不尽的高兴。

  大抵受父辈影响,家中以数字来命名。他的伯父叫陈七一,他的父亲叫陈七二。

  “王司令”与“耿司令”之间,原本就有过一些磨擦。这时,裂缝明显地在扩大。

  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扩军备战,到处拉夫征兵。耿金章成为国民党八四师四八三团二连的上等兵。

  陈七二原是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人氏。父亲陈阿澳是当地渔民。论出身,倒也符合“文革”中的“红五类”标准。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九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对山东省会济南发动总攻,歼敌十一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

  陈七二从小在家乡捉鱼。到了十八岁那年,撑船做点小生意。闲时,仍捉鱼摸蟹,增加点收入。到了二十二岁,陈七二做了绍兴至上海的快班船船工,来来回回,在水上漂了十年。所以,陈阿大在填“家庭出身”时,总是写“贫农,船工”。

  “老耿去了,我就不用去了吧!”王洪文一句话回绝了。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

  在长长的丢枪弃甲,高举双手的战俘行列中,有一位上等兵耿金章。

  老是在绍兴和上海之间来来回回,陈七二觉得太辛苦,生活不安定。三十二岁那年,他一边从绍兴贩运萝卜干到上海卖,一边在上海做临时工。后来,他进入上海中华造船厂做搬运工,做饮事贝,做门卫。

  “经济风是市委刮起来的,我们不管。”张春桥、姚文元也用一句话推辞了。

  《安亭事件真相!》

  毕竟是苦出身,刚刚反水,耿金章马上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投入了战斗,向国民党军队开火。他,成了三五军三一三团四连战土。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陈七二的妻子章桂花头胎得子,便以“阿大”命名。阿大的童年,在绍兴乡下度过,住在外婆家中。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

  在战斗中,耿金章被提升为副班长、班长。一九四九年,耿金章在镰刀铁锤红旗面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阿大十岁那年,父亲陈七二已在上海南市聚奎街落脚。于是,阿大便到上海来念小学。

  上签字之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

  《一个造反队员的控拆》

  耿金章很快成为政训队分队长、通讯班长、副排长。

  毕竟子女太多,收入微薄,陈七二不堪沉重的家庭负担。业余贩运绍兴萝卜干,赚钱也有限。有一回,他在十八瓷萝卜干(约千把斤)中掺了水,以增加重量,多赚点钱。不料,被人发现,反而罚了款。

  在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

  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叠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只念过小学一年级的他,连天天背在身上的那支枪的“枪”字也不识!当上副排长,没有文化,深感不便。他在部队干部学校学习,从“拨、泼、摸、佛”学起,总算摘掉文盲的帽子,能够看懂报纸了。

  无奈,阿大在初中刚上了一年,就不得不辍学。一九五七年,十五岁的陈阿大到上海南码头做临时工。毕竟是长子,要为父亲分忧。

  刻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红布共十匹,立即供应。

  《解放日报》事件

  一九五七年九月,耿金章复员,被分配到上海中泥造纸厂,当一名打浆工。

  因为父亲已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当搬运工,于是,在一九五八年,便把两个儿子——陈阿大和陈阿二,都介绍到该厂工作。

  此致

  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不久,他成为这家工厂的民兵连连长。

  陈阿大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进中华造船厂的,起初做搬运工,后来做钳工。

  上海市委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一九六四年二月,他被提升为副工长。

  阿大当时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中华造船厂当年曾为陈阿大兄弟写下这样的鉴定:“兄弟俩于一九五八年一起入我厂。阿弟不听组织的话,脱离我厂。阿大作风正派,生活朴素,吃穿节约,出身较苦。”

  要求者代表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多年的部队生活.使耿金章具备组织能力。他本是一个很普通的工厂基层干部.在昆山极为偶然被推举为头头,便开始发挥他的组织能力。他当上“二兵团”的“司令”,把这么个偶然在安亭相聚的一批工人组织起来,以至发展成为拥有几十万人的组织。

  在中华造船厂度过三个春秋。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岁的陈阿大应征入伍。

  蒋XX

  在第九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不过,两年多国民党军队生活,也给他留下烙印:粗鲁,野蛮……

  入伍后,陈阿大是列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四一四部队教导营当饲养员,后来当炊事员。

  请上海市委照发。张春桥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一九五九年,厂里有人在黑板报上批评耿金章。耿金章发火了,搧了那人一记耳光。

  一年以后,陈阿大升为上等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七一○部队当高炮指挥仪测手。

  得寸进尺。各种各样的条子,向上海市委飞来,要汽车的,要军大衣的,要纸张的,要活动经费的。找谁签?找曹老头儿签,找陈丕显签,找“走资派”签。不签,就斗,就批。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一九六四年,他与邻居——一位同厂职工发生口角。一气之下,他抡起了板凳……

  陈阿大在部队里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陈阿大入伍一周年,部队对陈阿大所作的鉴定如下(原文照录):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他在厂里,受到了党组织的批评。

  “在工作中自干饲养员以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

  “戴司令”原本是从兰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摆过摊头,跑过单帮,做过投机倒把生意。后来,到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文革”一开始,他写了对厂领导十条意见的大字报,贴在厂里的大礼堂。他的大字报,引起全厂的注意。公司党委副书记赶来看了大字报,认为他的大字报是针对厂里党组织的,有“反党”情绪。

  猪食没有,亲自去找。

  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演后,第六场《打进匪窟》开头有这么两句台词——

  头一回是二十七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于是,耿金章成了厂里的造反派。

  “组织纪律性强。一年来从未犯过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匪参谋长;“三爷有令,带‘溜子’!”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在部队中度过两年半。一九六五年三月,上等兵陈阿大(退役军衔为下士)复员了,分配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因为他当过兵,厂里也就让他兼任车间保卫干事,基干民兵排长。

  众小匪:“带‘溜子’!”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于是,耿金章参加了安亭事件。

  进入良工阀门厂之后,正遇上该厂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一个职工,都要填写履历表,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职工登记表”。陈阿大进厂才两个多月,便因马虎而写过一次检讨书——他把厂里发的履历表弄丢了。他不得不向该厂“四清”工作队写检讨,这份检讨现仍可从档案内查到。他把检讨书写成了“申请书”。兹照录原文于下,错别字处在括号内注明。虽然丢失表格不过小事一桩,但从这份“申请书”中倒可觑见陈阿大的“风格”:

  戴立清平时流里流气,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带”与“戴”同音,于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号。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于是,他成为“苏州大队”第二把手。

  申请书

  自从扯起“造反”的旗号,“戴溜子”一抹脸,变成了“戴司令”。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于是,他成为“二兵团”的“司令”。

  兹有昨天工作部(应为工作队——引者注)发给我两份历史表格(应为履历表——引者注),在回家(时)掉了。因本人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对这项工作认认(识)不足,造成了极不好的因(影)响,对组织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

  “没有这样的先例。”

  从安亭返回上海,“工总司”内部的倾轧,一度使王洪文处于危机之中。王洪文曾逃到耿金章那里。耿金章收留了王洪文,让他在“二兵团”住了几天,直到危机过去,派人派车把王洪文送回“工总司”。

  通过这次教训使我认认(识)了错误,以后加强思想学习,充分提高警惕。以后最(再)不重犯,请组织和领导上给我严肃处理。

  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王洪文在“工总司”中坐稳了“司令”交椅,与耿金章反目了。耿金章爱闹独立性,这使王洪文深感头痛。“二兵团”的势力日益鼎盛,“王司令”也就与“耿司令”闹翻了。

  陈阿大

  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引者注)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眼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王洪文有他的一套“功夫”,耿金章也有自己的一套“妙计”。他俩在上海滩斗法,演出了一幕幕闹剧。令人哭笑不得的,便是一场“陈曹争夺战”。

  一九六五.6.29

  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自从上海市委被轰倒之后,自从发布“通令”要陈丕显、曹荻秋“随叫随到”、“接受批判”之后,陈丕显、曹荻秋成了上海最忙碌的“演员”。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召开“批判会”,都要去“揪”陈丕显、曹荻秋,“批斗”一番。

  一九六六年一月,陈阿大加入共青团。

  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解放日报》是党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里的一天,一伙造反派“揪”走了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之后,没有“还回原处”。

  就陈阿大在“文革”前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来看,还是过得去的。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上海首批发展的新党员的“典型”,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中,大都有各种各样的“辫子”,唯陈阿大算是干净些。张春桥说陈阿大“出身苦、表现好、当过兵、入过团”,为的是替陈阿大树为“纳新典型”制造舆论。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解放日报》还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从此,这几位最忙碌的“演员”,一下子从上海滩上消失了。

  不过,陈阿大从乡下来沪之后,曾与上海的小流氓鬼混,养成一股流氓习气。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持,无所顾忌了。回到上海以后,带着“红色工人”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王洪文跺脚了,因为“工总司”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没有这几位“演员”,会使大会大大逊色。

  进入部队之后,他受到严格的军人纪律的约束。复员以后,他变得大大咧咧、无拘无束,他的上班“六件事”是:下军棋,打乒乓,打羽毛球,踢足球,举杠铃,拉“拉簧”(锻练胸肌的体育运动器械)。

  去“造反”,要求转正,要求补发工资,要求增加工资。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给谁抢走了呢?

  陈阿大是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

  “签字风”日盛。特别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把“走资派”们揪来揪去,逼着他们签字画押。每签一张条子,就在经济上打开一个缺口。

  “没有这样的先例。”

  王洪文派人暗查。一查,原来是耿金章抢的!

  在厂里,他从来不用手推门而人,总是用脚把门踢开;他很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要么把脚搁在桌子上,要么反过来,骑在椅子上;工人们怕与他下棋。如果他拉着你一定要下一盘,你得让着点,输给他。要不,你别想回家——他非要赢不可;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告急:从一九六七年元旦到一月四日,短短四天里,货币流失量达几千万元!这些钱化为各种名目的“补助”,分发到造反队员手中。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耿金章抢走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密藏在自己的“司令部”——永福路五十号,派了几十个人守卫。

  倘若跟他打乒乓,也是一个样。他总要赢了球,才会高高兴兴回家……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个“司令部”。一个名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陈丕显揪去,逼着他在“八项要求”上签字。不签的话,那就采取“革命行动”……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司令部”毕竟目标大,人多嘴杂,尽管耿金章采取了“保密”措施,消息还是传进了王洪文耳朵里。

  “文革”一开始,陈阿大就成了厂里活跃的人物,成了一车间的造反派的头儿。

  “签字风”、“经济风”越刮越厉害,给已经濒于生产瘫痪、交通阻断的上海,雪上加霜。就连造反派领导层中一些稍有头脑的人,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会把上海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自然,谴责“签字风”、“经济风”,又是“走资派”们倒楣——被说成是用经济利益“腐蚀”造反派,尽管事实上是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

  ……

  “砸‘二兵团’!”王洪文正巴不得有个出师之名,借此干掉耿金章——因为你“二兵团”把陈丕显、曹荻秋“保”起来,那就是“老保”!

  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才几个,后来十几个、几十个,以至发展到一百多个。

  签字。也正因为这样,虽然事先料到会受到种种“批判”,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九楼开会——煞住经济主义歪风,毕竟是挽救上海的当务之急。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耿金章也有自己的暗探。知道目标暴露,迅速转移。

  阿大扯起“造反”的旗号,用他的“名言”来说,那就是:“胆大好做官”,“这一回,造反有窜头。”

  到会的共有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耿金章见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来了,便指着他说道:“秀才,你来起草!”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他的手下有商业局的造反派。神不知,鬼不晓,一辆蒙得严严实实的大卡车,装着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在上海的街道左拐右弯,直至确信车后没有“尾巴”,这才径直驶往高外滩不远的四川中路,停在147号门前。那里是商业二局所属上海市禽类蛋品公司,本来是存放家禽以及鸡蛋、鸭蛋之类的,此刻却成为关押陈丕显、曹荻获秋、马天水的秘密场所。

  “窜头”,上海的土话,也就是“奔头”。

  朱永嘉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江苏无锡人,与姚文元同龄——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

  “耿司令”下了命令:专人负责,确保安全,绝对保密。没有他的亲自批准,不准任何组织来“揪”。

  陈阿大成了上海滩的“老造反”之一;“工总司”开筹备会时,他就是七个筹委之一;安亭事件中,他和潘国平、戴祖祥一起,跳上了第一趟列车,奔到南京才被截住;

  一九三一年生。当姚文元写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找明史资料。此后不久,他便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这位“秀才”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才关了几天,似乎消息又走漏了。

  他成了“良工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

  奉徐景贤之命,前往锦江饭店出席会议。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急急转移,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关进矗立于外滩的上海大厦。“二兵团”把七楼严密封锁。包下几个房间,让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和看管人员住了下来。

  陈阿大成了王洪文的“亲密战友”。他的“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张春桥,我们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对王洪文,我伲就叫伊尝尝味道!”

  朱永嘉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一条一条记下来,凑成了十条,写出了《紧急通告》,号召造反派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当草稿改定,已是夜色浓重时分了。

  红卫兵们磨到三十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或许因为神经过敏,疑神疑鬼,或许因为确有其事,事出有因:从七楼俯看,外白渡桥附近,有一群“工总司”队员在走来走去。

  “文革”是一场闹剧。作为闹剧舞台上的一员“闹将”,陈阿大冲冲杀杀,打打闹闹,觉得“有劲”极了。在上海,哪里有武斗,哪里便有陈阿大。

  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开始签字。耿金章与众不同,一人代表两个组织签字:作为“工总司”常委,他代表“工总司”签字;作为“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司令”,他代表“二兵团”签字。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老耿,上海大厦太显眼,附近发现敌情!”看守人员马上打电话向“耿司令”请示。

  自从陈阿大成为“工总司”的常委,他对于武斗就更加起劲了。他打一个电话,可以调来几十辆卡车、上千造反队员。他说:“这比下象棋、下陆军棋有劲多了!”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耿金章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在名义上,“二兵团”属于“工总司”,但“耿司令”并不听命于“王司令”,“二兵团”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独立”的旗号。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今晚立即转移!”耿金章下达命令。

  在砸“联司”的时候,陈阿大又说了一句“名言”:“把上海钢铁厂火红的钢锭运来,把‘联司’烤成面包干!”

  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还有“红革会”、“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等等。有三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声不太好,在签字时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参加会议的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只有三十二个得以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深夜十二点,上海大厦电梯里,出现几个奇特的“造反派”:身穿军大衣,头戴咖啡色海虎绒军帽,套着“工总司”红袖章,戴着大口罩。这几个“造反派”看上去,一点也没有神气活现的派头,而是愁眉苦脸。

  陈阿大依然保持他“喜剧”演员的本色,在那“严肃”的“文化大革命”中,陈阿大常常闹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为此博得了“陈阿憨”的雅号。

  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也签了字,表示支持。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他们是经过“二兵团”造反队员精心“化妆”的陈丕显、曹荻秋和马天水。

  良工阀门厂要造个新食堂,设计人员向他汇报说:“新食堂是长方形的。”陈阿大眉头一皱道:“什么长方形?”设计人员连忙打开图纸给他看,不懂“长方形”的他发火了:“什么图纸,我不懂,你们不要用技术压人!”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道:“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把矛头指向群众,给一些群众组织(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之类热衷于经济主义的组织——引者注)造成困难!”他的目光扫过那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名单,大发雷霆:“‘二兵团’、‘三兵团’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并列?!他们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平起平坐?!”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门口停着两辆大卡车——为的是大卡车不象小轿车那样惹人注意。至于两辆,则是因为马天水一再向“二兵团”申明,他不愿跟陈、曹在一起。

  在讨论马列著作的会上,心不在焉的陈阿大听见别人在谈列宁的外交政策,他忽地冒出一句:“列宁跟袁世凯也建立外交关系哩!”有人很客气地向他指出: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张春桥质问徐景贤道:“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为什么又来一个《紧急通告》?”他还问:“是谁让朱永嘉去开会的?去起草这种《通告》?”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

  两辆卡车分道扬镳,消失在黑黢黢的夜幕中。

  “‘十月革命’在一九一七年才发生,袁世凯在一九一六年已经去世,袁世凯与列宁‘碰勿着’!”陈阿大当时说不出话来,却记在心里,过了几天,又开学习会了。

  一月十日,张春桥还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盘问陈丕显。陈丕显的电话是何秀文亲笔记下的,现存于档案之中,如下: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一辆卡车驶往徐家汇,把马天水关押在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里。

  陈阿大板起面孔,象考官似的问那人:“你说说,马克思哪年生的?哪年死的?恩格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那架势,就跟他输了棋非要赢一盘一模一样。

  “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即一月八日——引者注)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另一辆卡车载着陈丕显、曹荻秋,出现在上海西北郊区公路上。路边的灯光变得稀疏起来,两侧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墨黑的农田。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前不见车,车后也不见车,这辆孤零零的卡车驶入嘉定县黄渡镇附近的一家工厂——上海商业二局所属的上海禽蛋五厂。

  当了“官”之后,种种场合,人们要他作“指示”。他的发言稿,总是要别人代为捉刀。有一回,同济大学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要陈阿大讲话。

  “工总司”成了“光辉的榜样”

  谈判僵持着。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陈丕显、曹荻秋便被“二兵团”秘密关押于此。

  陈阿大拿起发言稿,一句一句吃力地念下去。念着,念着,忽然冒出了什么“大干加巧干三十五天”之类与“活学活用”毫不相干的话,令人莫名其妙。后来,人们才知道,陈阿大有两份发言稿,另一份也是别人起草的,是在厂里讲话用的。这两份发言稿弄混了,有一页厂里讲话用的稿纸不知怎么搞的,混入“活学活用”讲话稿。陈阿大居然照念不误!

  现在,该掉过笔头写一写北京了。

  大批印好的三十日的《解放日报》,照样从印刷厂运往邮电局。

  “老耿,快把陈、曹交出来。”王洪文一次次给耿金章挂电话。

  陈阿大虽说是“草包”一个,不过,却把权捏在手心,从不放松片刻。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上海,阅读每一期《上海工作简报》.阅读每一期新出的《文汇报》。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什么?我也在找陈丕显、曹荻秋呀!”耿金章说道,“听说,他们是被‘工总司’抓去。老王,你要赶快交出陈、曹——我们‘二兵团’要召开批判陈、曹大会!”

  他成了“工总司”的常委之后,良工阀门厂的一举一动,都得向他“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小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

  象捉迷藏似的,“二兵团”不断转移着陈、曹,时而在新城饭店,时而在国际饭店,时而在衡山饭店……

  “厂革会”的名单,要他过目、审定才算数。他说一,别人不能说二。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们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如今,从当年的《中央首长讲话集》里.还可以查到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注:实际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当年的传单中常常掺假,但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中的许多段落,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表明并非“冒牌货”。可能个别词句有出入。现据红卫兵们的传单,照录于下:

  的传单,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他们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

  毕竟没有不透风的墙,“二兵团”密藏陈、曹的消息不胫而走,“保皇派”的帽子眼看着要落在耿金章头上。

  每逢回厂,轿车一到,便要开“汇报会”。开会时,倘若有人把热水瓶放在桌子上,他准会挥挥手,叫人拿开——他的习惯是谁发言他就盯着谁看,不许热水瓶挡住视线。此后,良工阀门厂里便形成“规矩”,一听说陈阿大回厂,人们赶紧把热水瓶从会议桌上拿开;

  《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许多报依我说封掉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

  见到“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工总司”马上表示支持。事态扩大了。

  耿金章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陈、曹确实在我手里。谁要批斗陈、曹,谁向我‘借’。我派人派车送去,限时限刻送回!”

  在“汇报”结束之后,阿大照例要作一番“指示”。他的话,必须用笔记下来,不可疏忽。倘若人们忘了,或者违背了他的意见,那么,下一次他回厂,你就等着挨训吧!

  《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在三十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

  于是,“二兵团”犹如成了“陈、曹出租公司”一般,谁要开批斗陈、曹的会,事先要向“耿司令”办理“租借”手续。仗着人多势众,别的造反派组织也不敢从“二兵团”手中抢陈、曹。

  当然,还有一个“规矩”:听到他回厂的消息,要马上通知食堂,做一顿好菜好饭。要不,阿大又会发脾气。

  搞一场革命,总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引者注),中央派了工作组,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

  耿金章把陈、曹捏在手中,还有他的“小九九”:随着他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在筹划着自搞另一套——干脆,把张、姚、王撇在一边,另树一帜,联合一批造反派组织夺权,也实行“三结合”。其中的“结合干部”,就用陈丕显!虽说陈丕显也挨了批判,毕竟他是“红小鬼”出身,没有任何历史问题,批来批去无非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已。当然,耿金章打算把陈丕显作为“结合干部”,这是极端秘密的计划,从不外露。王洪文骂他“老保”,倒是猜着了几分。

  陈阿大跟“上体司”的“胡司令”结识之后,意气相投,成了莫逆之交。陈阿大向“胡司令”学习,在良工阀门厂居然搞了个“良体司”。据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披露:

  唐平铸换了吴冷西(意即唐平铸接替了吴冷西。吴冷西原为《人民日报》总编——引者注),开始群众不相信,因为《人民日报》过去骗人,又未发表声明。两个报纸(指《文汇报》、《解放日报》——引者注)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我们报要转载红卫兵文章,他们写得很好。我们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以前那些人,在那里吃饭,很多事宣传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我都管不了(此处的“你”指陈伯达——引者注),红卫兵,来就管得了。

  “我们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耿金章是最危险的人物!”王洪文对小兄弟们说出了这句话。

  这个“良体司”名义上叫“维护社会治安,捉流氓阿飞”,实际上是破坏社会治安,进行流氓阿飞犯罪活动。他们把一些无辜的群众抓进“良体司”,施行惨无人道的摧残与折磨。陈阿大指使一帮人,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刑罚,什么“翻跟斗”、“倒着爬”、“吃耳光”、“打大板”、“挨皮鞭”,等等。他们先叫被打的人在一段十米长的煤渣路上翻跟斗,来回数十次,弄得人精疲力尽,再拖到房问里用木棍打,皮鞭抽,一面打,一面还要被打的人自己计数,数错了要重新打起。有时还叫被害人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打轻了不行,打得声音不响也不行,一定要打得又红又肿,方才罢休。有时叫受害者相互对打,看谁打得重,好让他们这一伙法西斯棍徒“开心开心”。更为恶劣的是,他们把马路上的女青年任意拖来,剥去衣服,无耻地加以污辱,残酷毒打。陈阿大还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阶级报复。良工阀门厂有个同志,写了一张《谨防毒蛇出洞》的大字报,揭了陈阿大一伙的老底。陈阿大怀恨在心,捏造罪名,把这个同志打成“反革命”,非法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关进“良体司”,用棍棒轮番抽打,把被打者发出的惨叫声,用录音机录下来,放给受害者的家属听,逼迫家属要受害者承认他们所捏造的“罪名”。周围居民听到这种声音,都愤慨地说:这是良工阀门厂的“白公馆”“渣滓洞”。……

  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以耿金章为首成立了拥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公开扯起了反叛的旗帜,与张、姚、王的“上海人民公社”对着干了。

  在上海滩,陈阿大是数得着的“武斗英雄”、“造反大将”:安亭事件有他,《解放日报》事件有他,主张把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从文化广场改到人民广场的是他,这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泰安路抓“支联站”头头的有他,八月四日砸“联司”时从中华造船厂调三艘登陆艇、巡逻艇封锁黄浦江、切断“联司”水上退路的是他,这年十月调动大批人马集中西郊、图谋围攻上海青浦县反对派的也是他……

  《急告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讲的是上海市,问题是全国性的。

  红卫兵们这么一闹,“王司令”出马了。十二月一日,王洪文带领着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其中有三百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这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个里应外合。《文汇报》社的造反派“铁骨红心”兵团也过来支援。这下子,声势大振,《解放日报》成为全上海关注的热点。

  降服耿金章

  张春桥说:“入党做官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到了造反派头上。”在张春桥准备树立陈阿大为“纳新典型”时,陈阿大当然明白张春桥所说的“入党做官”的道理。

  现在搞革命,有些人要这要那。我们搞革命,自一九二○年起先搞青年团后搞共产党,哪有经费、印刷厂、自行车?我们搞报纸,同工人很熟,一边聊天一边改稿子。我们要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一个单位统统搞得那么干净我历来就不赞任。(有人反映吴冷西他们现在很舒服,胖了。)太让吴冷西舒服了。我不主张让他们都罢官。我们开始搞革命时,接触的是机会主义,不是马列主义,年轻时《共产党宣言》也未看过。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二楼的小客厅,“新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通令正在紧张地起草。耿金章正在与“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的委员们计议大事。

  不过,令人纳闷的是,尽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光临”良工阀门厂开“整党建党座谈会”,尽管“市革会调查组”进驻良工阀门厂,万事俱备,东风也已吹起,可是却不见陈阿大递交入党申请书。

  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生产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产,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十二月二日,“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又领着几百人前来增援。《解放日报》大楼被上千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员团团围住。

  “耿师傅,您出来一下。”耳边响起清脆的女声。

  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首先要写申请书。陈阿大不主动写申请书,“调查组”再“积极”也无济于事。

  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赤卫队”也出动了。

  耿金章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姓朱的联络员来找他。

  陈阿大为什么迟迟不写入党申请书呢?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一月九日,《人民日报》便在头版头条地位,转载了《急告全市人民书》,只是在转载时为了适合全国读者,把标题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

  “什么事?”耿金章知道她一定是来转告张春桥的什么意见,便端坐不动。

  原来,这位“陈阿憨”不知道入党要写申请书!

  真是始料不及,一张传单,经《文汇报》刊载,经毛泽东赞扬,居然上了《人民日报》!这张传单的第一个署名单位,便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春桥同志请您去一趟。”张春桥不打电话,却派联络员传话,显然事关重要。

  “调查组”自然不便直接对陈阿大进行“启发”。他们连忙向“市革会”汇报。

  “工总司”的名字上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顿时使“工总司”声誉鹊起。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要我去干什么?我正忙!”耿金章爱理不理地说道。如今,他要与张春桥分庭抗礼,对那位“春桥同志”已充满敌意。

  于是,“市革会”一位“常委”出面,找陈阿大“聊聊”,给他指点迷津。

  最为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在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加了编者按。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针锋相对:

  “耿师傅,请您去一下吧,路又不远。”联络员又说道,那话音近乎哀求。

  陈阿大恍然大悟,连忙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十日写了入党申请报告。

  据王力告诉笔者,按语是他起草的。按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末段“这是一个大革命”起的一段话,是毛泽东的话。如此富有权威性的编者按,被人们视为中共中央的声音。当天,除了《人民日报》外,中央各报和全国各省市报纸步调一致,舆论一律,全都刊登了《人民日报》编者按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既然路不远,为什么张春桥不能来,非要我去?!”耿金章傲然答道。

  “调查组”收到陈阿大的报告,如获至宝,以异乎寻常的“加速度”办理。

  全国震动了!

  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这儿人太多,说话不方便。还是委屈您去一趟吧。”联络员缠着耿金章,再三恳求。

  才九天——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九日,良工阀门厂的中共核心小组(在“文革”中,原厂党委已被“砸烂”,新建党的核心小组)在金工车间召开中共党支部大会,讨论陈阿大入党。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全文如下: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好吧,那就去一趟吧。”耿金章搭够了架子,终于站了起来。

  非同小可,“市革会”的常委王秀珍、黄涛亲自出席这么个小小的支部会议。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小轿车的轮子才转了几圈,就已行驶在兴国路上了。

  讨论陈阿大的党支部会议,一时成了为陈阿大评功摆好的会议。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赤卫队”召集人马,举行盛大的抗议游行。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口号是这么两句:

  轿车一进兴国招待所的大门,耿金章远远望去,张春桥已仁立在五号楼前静候。

  党支部宣读关于陈阿大的调查资料,称赞陈阿大“进厂后一贯突出政治,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担任工总司常委、市革会工交组负责人后,坚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坚持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于承担最困难最艰险的任务”,“保持工人阶级本色”……如此这般,归根结底,是因为陈阿大“学习毛泽东思想好”。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刊登《人民日报》编者按以及《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对于《文汇报》来说,是再度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了),又同时刊出了在昨夜刚刚定稿的《紧急通告》。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这清楚地表明,他急于与耿金章会谈,因为耿金章要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使他象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焦躁不安。

  王秀珍与陈阿大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又把陈阿大着着实实地称赞了一番:“阿大路线斗争觉悟高”,“阿大勇挑革命重担”,“阿大立场坚定,态度鲜明”,“阿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又是始料不及,《紧急通告》见报之后,再一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产生的“反馈”比《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更加强烈。

  “《解放日报》是党报!”

  “老耿,”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回张春桥不喊他“金章同志”,而称之为“老耿”,也许为的是显示彼此间已是无拘无束的老熟人了。不过,在客厅坐定之后,张春桥一开口,说的还是那句老话:“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今天,你我都站在党的立场上,进行这次谈话。”

  最令人作呕的是那个黄涛。此人是马天水式的“老干部”,获得“解放”后,成为“市革会”工交组的第一把手(陈阿大为第二把手)。此刻,他扳着手指头,一口气说了陈阿大的“十个好”!诸如“有水平”、“觉悟高”、“是老干部的学习榜样”等等。

  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再度转载《紧急通告》,并委托陈伯达代表中央起草给上海的贺电。陈伯达起草了贺电,连同《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社论一起,送呈毛泽东审阅。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

  耿金章沉默着。张春桥找他谈什么,那是不言而喻的。

  陈阿大的入党介绍人程箴坤、蒋阿青也发了言。

  毛泽东大笔一挥。“很好。”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张春桥呢,也不兜圈子,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老耿,听说你在搞‘新上海人民公社’,要和‘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

  就这样,陈阿大被“突击入党”!

  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的会议,讨论通过贺电。

  “《解放日报》是党报!”

  耿金章依然沉默着。

  张春桥的笔,在上海“九大”代表名单上,写了“陈阿大”三个字。

  这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贺电,头一回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从此之后,中央重要的电报、文件,便以这样的共同署名的形式下达。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声望骤增,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个组成部分。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便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划上了等号。

  针对“工总司”的“四条”和“赤卫队”的“四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

  “老耿,你不能那样做。”张春桥的声调,也变得很严峻,“你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陈阿大不愧为一位“喜剧”演员,到了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即将召开之际,在审查代表资格时,忽然发觉陈阿大竟未填写过“入党志愿书”!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对于上海“工总司”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这天,全国各报都在头版头条地位,刊载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十一日发出的贺电,贺电的台头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中央向上海“工总司”等致贺,使“工总司”的招牌立时变成金光灿灿!两个多月前,为了要求承认“工总司”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他们与曹荻秋磨蹭了多少回,最后终于争得了张春桥的签字。今非昔比,眼下的“工总司”,象铁蛋掉在铜碗里,已是噹噹响的“左派”了!

  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

  这下子,耿金章再也忍不住了,质问道:“为什么只允许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我们就不能搞‘新上海人民公社’?我们一搞,就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

  须知,按照中共党章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写入党申请报告和填写入党志愿书,都是入党必不可缺的手续。

  由陈伯达起草、毛泽东阅定的贺电,全文如下:

  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张春桥的嘴里,终于说出一句充满自豪的话:“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支持的!”

  无奈,陈阿大只得在已经入党之后,再填写“入党志愿书”!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革命群众组织:

  王洪丈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

  张春桥说毕,站了起来,对秘书说了几句。没一会儿,秘书拿来一纸公文。

  他匆匆忙忙填毕。由于支部大会早已开过,志愿书上的“入党介绍人意见”、“党支部大会通过吸收申请人入党的决议”、“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三个栏目便空在那里,没有补写。直至粉碎“四人帮”后,陈阿大被开除出党时,他当年的“入党志愿书”上这三个栏目仍是空白!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成了一份没有入党介绍人、没有支部同意、没有上级批准的没有填完的表格——这在成千上万的中共党员中是极为罕见的!

  你们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发出的《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要抓住《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囚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这是来自党中央的电话的记录稿,老耿,你看一下。”张春桥燃起一根香烟,悠然地抽了起来。

  更稀奇的是,陈阿大的“入党志愿书”一式三份,最初的一份是别人代填的!

  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住《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耿金章接过电话记录稿,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

  然后,陈阿大照抄,填了另两份。这三份“入党志愿书”,他居然没有交给党组织,一直塞在自己的抽斗里。直至他锒铛入狱,这三份“入党志愿书”才被公安人员从他的抽斗中查出。

  你们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你们及时地识破了和揭穿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阴谋,举行了有力的还击。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夸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部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毛主席指示: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

  王洪文手下,有五员大将,人称“五虎将”。陈阿大是其中一员“虎将”。另四员乃黄金海、戴立清、叶昌明、马振龙。在陈阿大入党之后,那四员“虎将”也变成了“布尔什维克”……

  你们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提出了反对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的战斗任务。

  从十二月三日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得不派出代表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前往《解放日报》大楼,与王洪文举行谈判。

  耿金章一连看了三遍,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在沙发上。因为这段“最高指示”尽管并没有直接对“上海人民公社”表态,但‘要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参加上海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工作”一句,意味着没有张、姚参加的夺权将是无效的。

  “小兄弟”们“布尔什维克化”

  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

  既然张、姚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也就意味着“上海人民公社”是“正统”、“正宗”。

  黄金海是王洪文“三点一线”的三头目之一。沿八路有轨电车这“线”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上海国棉三十一厂(黄金海)。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比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

  张春桥看到这份电话记录稿已发生了效力,就加重了话的份量:“我和文元同志已经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中央文革’也支持‘上海人民公社’,你再搞‘大联合委员会’,再搞‘新上海人民公社’,就会造成上海的大分裂,你就会犯大错误——破坏‘一月革命’!”

  造反之初,王洪文便与黄金海“串连”,有过“并肩战斗”的“深厚友谊”。

  你们以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十二月十日,曹荻秋被迫签字。上海市委不得不印发如下文件:

  耿金章沉默了半晌,说出了经过思索的话:“春桥同志,你说我搞分裂,可是,你们搞‘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撇在一边,实际上就造成了大分裂的局面!”

  黄金海是江苏镇江人,生于一九三五年——与王洪文同庚。“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张春桥一听,耿金章把分裂的根源推在他头上。到底不愧为“狗头军师”,张春桥来了故作惊讶:“谁把你撇在一边?!我跟文元同志不止一次地说过,耿金章同志与王洪文同志一样,都是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是经过安亭风暴的考验。

  黄金海,人称“阿飞司令”,一口流氓腔,一副流氓相。

  中共中央

  沪委(66)第12号

  在酝酿‘上海人民公社’常委名单时,我就提到过你的名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下午,黄金海带领着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派参加了“工总司”成立大会。就在开会的时候,他的胃病发作,阵阵剧痛难熬,不得已,他向“司令”王洪文请了假。这样,当王洪文、潘国平带队冲往上海站月台时,少了一员“虎将”。翌日,安亭事件爆发。消息传来,黄金海在家里躺不住了。他忍着胃痛,带着两大捆咒骂上海市委的传单,赶往安亭。王洪文把他大大地表扬了一番。称赞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国务院

  通知

  耿金章一怔。看得出,他的呼吸节奏明显加快,掩饰不住内心的震惊。

  从此,与陈阿大一样,哪里有武斗,哪里就有他。在诱捕耿金章时,黄金海又立了“大功”。

  中央军委

  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张春桥知道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耿金章的心,就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老耿,我看你还是把‘新上海人民公社’解散了吧、我可以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名义向你担保,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上,你一定上主席台,你一定当选为上海人民公社常委!”

  一九六七年三月,黄金海奉王洪文之命,前往上海青浦县。那时,青浦县两派严重对立。黄金海支持其中倒向“工总司”的一派,压制倒向“联司”的一派。黄金海在倒向“工总司”的那一派的大会上,向他们授旗、授刀,鼓励他们用武力“踏平”反对派。在他的煽动之下,青浦县武斗不断。

  中央文革小组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城府很浅的耿金章,哪里是奸滑的张春桥的对手!张春桥玩耿金章于股掌之间,诱之以名利,胁之以“错误”,一席话便把这位反叛的首领降服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上海丝织六厂工人秦明芳指斥王洪文是反革命。消息传出,黄金海和戴立清急急带领人马赶去,抓捕秦明芳,连夜审讯,直至把秦明芳逼疯……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耿金章一加入“上海人民公社”,就象拔走了大梁似的,“大联合委员会”、“新上海人民公社”立即垮台了。

  王洪文说黄金海与他有着“生死之交”。他指名道姓,要上海国棉三十一厂发展黄金海入党。王洪文的理由颇为奇特:“黄金海已经是市革会财贸组负责人,不入党怎么开展工作呀!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审视这份贺电,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如此庄重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发去贺电,其目的在于挽救濒临危机的中国经济,号召全国各地赶紧“抓革命,促生产”。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王洪文曾想出动“工总司”,砸掉那“新上海人民公社”。不料,张春桥的三寸不烂之舌,胜过王洪文手下那成千上万的“拳头”。王洪文不得不折服张春桥手腕的高超。

  在王洪文的提携之下,“小兄弟”黄金海成了“布尔什维克”。

  然而,贺电把上海“工总司”等树为“模范”、“光辉的榜样”,却使“造反英雄”们从此有恃无恐。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

  “戴溜子”戴立清,比王洪文小三岁,生于一九三八年,山东省郯城县人氏。

  轻取巧夺“发明专利权”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继“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出现在《人民日报》上之后,二月三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见诸于《人民日报》了。

  这个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临时工,在“文革”中跃为“上海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之后,并入王洪文的“工总司”,居然也弄了个“常委”当当。冲冲杀杀,在上海滩上够威风的。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特别是在砸“联司”

  变化,实在太大、太快了: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月革命”的发源地,一次次地落后,眼看着已成了“老三”了。

  的日子里,“戴溜子”为“工总司”立下汗马功劳。

  一月八日,毛泽东称赞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少有的好文章”;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一月十一日,中央就上海的《紧急通告》发来庄重的贺电;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转载《紧急通告》。

  曹荻秋(签字)

  实在迫不及待。本来,今日的新闻,总是见于明日的报纸。二月五日的《文汇报》,破例在头版醒目推出长篇新闻《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哪怕是早一天也好,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急不可待了。

  几乎不可想象,这么个“红色工人”,一度成为上海科技系统的负责人,“领导”着那些教授、研究员、专家们。

  前前后后,不过五天罢了。

  王洪文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得意地笑了: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这是曹荻秋第一次向“王司令”举起了白旗!

  那篇新闻一开头,口气就好大好大:

  一九六八年,在上海科技系统大会上,由戴立清作“清理阶级队伍”的动员报告。戴立清声称,上海科技系统“敌情严重”,有着“三多”,即“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

  上海打响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炮。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先是一怔,大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感——因为他们并没有参与这两个文件的起草,甚至还曾反对过,而在这两个文件上签字的却是陈丕显!也正因为这样,直到一月十日,在张春桥得知中央要肯定上海的《紧急通告》时,他“紧急”地让秘书何秀文找陈丕显,了解陈丕显有没有在《紧急通告》上签过字。

  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平息了。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才不得不让步,曹荻秋才不得不让步,而王洪文得寸进尺,倍加疯狂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戴立清着手“深挖阶级敌人”,使上海许多专家教授无端蒙尘。这些教授大都留洋归来,都有着一批外国朋友,动不动被戴立清诬为“特务”、“间谍”,简直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

  在震惊之后,便是沮丧。张、姚、王精心合作的产物,是一月六日在人民广场冒雪召开的那个大会,是向上海市委发出了三个通令。这三个通令曾以急电发往北京。毛泽东看过这三个通令。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中,也详细报道过一月六日的大会。他们原以为,毛泽东会为三个通令拍手叫好。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好,三个通令就生效,就意味着曹荻秋罢官、陈丕显靠边、上海市委垮台。那三个通令,每一个都有“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之类的话。明摆着要毛泽东表态,毛泽东却保持沉默!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毛泽东对那三个通令,居然置之不理!这怎不使张、姚、王沮丧?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

  二月五日下午,上海人民广场水泄不通,百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汪猷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有机化学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戴立清把他列入“特嫌”名中,使汪教授遭到多次批斗、审查。幸亏汪渐教授乐观、豁达,挺过了难关,迎来风定云开之日。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二日,这位在科学上卓有建树的教授,被法国法兰西科学院选为该院化学院国外联系院士。

  在震惊、沮丧之后,首先“醒悟”过来的是“军师”张春桥。他明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一旦成了陈丕显的“政治资本”,那将意味着什么?

  就在曾荻秋签字的翌日——十二月十一日下午,离南京路不远的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六十万人拥立在那里,内中十有七、八挂着“工总司”袖章。

  虽然张春桥是一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典范”,不过,在一长串“常委”、“委员”们步上主席台之际,却很讲究次序。为首的,自然是张春桥,第二个是姚文元。紧跟于姚文元之后的,便是王洪文。王洪文后面,则是涂景贤。……耿金章也出现在主席台上——因为那是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名义担保过的。

  上海七○八研究所所长李志侠,因反对林彪和张春桥,戴立清便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一关便是五年。笔者在“文革”后见到李志侠,他正专心致志于推动七○八所的科研工作。

  阴谋家的“高明度”与其脸皮的“厚度”成正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吹牛不打草稿,撒谎不脸红,这些都是阴谋家的“基本功”。张春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迹多年,谙熟阴谋之术。

  王洪文披着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双手叉腰,一派“司令”风度,胸前只差挂副望远镜、腰间少一支手枪了。他迈着胜利者那种阔步,眼珠子朝上翻,不可一世登上主席台。

  翌日的《文汇报》,这样描述大会的“盛况”:

  据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回忆,带队前往彭寓抄家的,便是戴立清。

  他紧急“接见”《文汇报》的造反派,透露了重要“信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有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照他这么一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贯彻了“张春桥思想”,其“发明专利权”乃属张春桥。他当过《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多年,深知报纸乃传声之筒。他对报社造反派说的话,会很快化为铅字印在报上广为传播的。

  主席台上方,高悬红色横幅,写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最盛大的节日!

  彭加木是上海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身患癌症不屈不挠,战胜恶疾之后,热心支援边疆科研工作,在“文革”前是上海科技系统的先进标兵。戴立清居然把彭加木也划入“特嫌”名单。

  他还“表彰”了朱永嘉,说这么个“历史学家”,能够投身于“火线”,是很“了不起的”;说朱永嘉参加起草《紧急通告》,乃是他派去的。如此这般,堵了朱永嘉的嘴,把《紧急通告》的“发明专利权”也盖上了张氏大印。

  曹荻秋又被拉来批判,又一次当场签字。这一回,是在“工总司”关于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纸条上签字。

  “大会以响彻云霄、巨人般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旧上海市委、旧市人委被无产阶级革命派砸烂了!

  一九六八年秋,上海科学院不远处的肇嘉浜路宿舍,忽然在傍晚时候来了一辆大客车,坐了许多造反队员,押着夏叔芳。据说是帮助彭家“扫四旧”。

  一月十二日上午,上海人民广场红旗如林,人声鼎沸。几十万人聚集在那里,举行“上海革命造反派欢呼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从此,“王司令”手中有了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成了“工总司”的“机关报”,发行量上百万份。它一降生,那《创刊词》就充满杀气腾腾的声音:

  “大会庄严宣告: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

  彭加木已隔离在研究所里,家中只有十三岁的小女儿彭荔。进屋后,戴立清要夏叔芳念《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孝明等投降书》,把她当成了“南京政府”和“杜孝明”。接着,戴立清向她交待了“政策”:“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于是,她又成了“胁从”,而“主犯”显然是彭加木。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坐在主席台正中,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自一月四日回沪之后,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露面。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

  “上海人民公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通过自下而上地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建立起来的地方国家机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组织形式。

  戴立清又抄过很多家,颇有“经验”。他先给造反队员“示范”:

  当时“工总司”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是这样形容会场气氛:“人民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群情沸腾。全市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手擎《毛主席语录》,抬着大红喜报,高举毛主席像,一千遍一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怎么能不激动啊!上海,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天下,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天下。全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无不扬眉吐气,斗志昂扬。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要为他老人家争气。……”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上海人民公社是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和其他革命工人、革命学生、革命干部的造反团体发起成立的。……”

  他来到烟囱面前。那烟囱本是彭家冬日生炉子取暖用的,已废弃多年,却引起他的注意。他捋起袖子,在烟道里摸了一会儿,摸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在万众欢呼声中,张春桥站了起来。平素不苟言笑的他,此刻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笑容可掬。他是以“中央首长”的身份走向话筒的,他的手中拿着中央贺电。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在这里,只提到“工总司”,而耿金章的“二兵团”没有提及——也许是列入了“其他”之中。不过,“工总司”占据了发起单位之首,却是确定无疑的。

  大家一看,以为发现什么“密码本”之类。结果大失所望,那是个小沙袋——

  张春桥的讲话,以许许多多的“们”和许许多多“革命的”开始的。

  不过,就在王洪文日益得意之际,“赤卫队”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成为“工总司”的劲敌。

  大会由“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担任执行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张春桥发表讲话。他是大会的主角。

  彭加木女儿小时候玩的,偶然落进烟道,想不到给戴立清抄出来了!

  “上海的革命工人、农民、革命的学生、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同志们,战友们:我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问大家好,向你们致最热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王洪文手中有《工人造反报》,“赤卫队”手里有《革命战斗快报》(原拟报名为《工人赤卫报》)。《革命战斗快报》由《解放日报》印刷厂排印,发行数十万份。“赤卫队”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邮电工人中,有许多人是“赤卫队”队员。奉“赤卫队”总部之命,这些邮电工人拒绝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

  张春桥发表了“登基”演说。不过,他说得很“谦逊”;“战友们,同志们,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我们下决心,在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同上海革命造反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做上海人民的勤务员。……”

  在戴立清亲自督阵之下,抄家者从下午五点一直抄到深夜十二点,装了一车“战利品”扬长而去……

  “同志们,我现在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对上海各个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

  挂着“工总司”袖章的工人和挂着“赤卫队”袖章的工人在街头相遇,你白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你刚刚贴好“工总司”传单,我马上把一张“赤卫队”通告贴在了上面。上海工人分为两大阵营。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有“工总司”分队和“赤卫队”分队。

  多么动听的名词——“勤务员”!这个“勤务员”,实则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太上皇,他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他的演说中论及“一月革命”时,那狂妄自大、目空一切的词句,倒是透露了他的勃勃野心:

  为了使这个“戴溜子”入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向戴立清所在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声言谁反对戴立清人党,便是“压制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

  念罢贺电,张春桥变得非常谦逊,自称“小学生”:

  “妈的,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休想站稳脚跟!”在“工总司”的“司令部”会议上,王洪文拍着桌子,大声吼道。

  “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

  毕竟还是有人不顾高压,表示反对。结果,戴立清的入党志愿书送到上级党委时,有关公司党委在“上级党组织审批意见”一栏里,写上;“恨据上级电话通知,戴立清可以入党。”在中共党员入党时,上级党组织签署这样的审批意见,是颇为罕见的。

  “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姚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对于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海瑞罢官》这个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象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抗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

  “……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将永远记在我国人民的心里,我们将千百次地欢呼:

  戴立清入了党,马上就做“官”——竟被提升为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

  张春桥在讲话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毛泽东。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谁都听得出来——他是“通天”的,他是代表着毛泽东来上海的,他是得到毛泽东“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的。张春桥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讲话里,三十二次提到毛泽东!读一读他当年的发言稿,那“毛主席”的出现的频率,是那么的高——几乎每一句话里都要提到:

  据《工人造反报》所载《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清楚地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已成为“工总司”的后台——

  伟大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

  叶昌明,上海嘉定县人,一九四四年出生。他原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的化验工,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王洪文的“小兄弟”。

  “毛主席同上海的革命人民是心连心的,毛主席不只是非常熟悉上海的情况,甚至于上海革命群众提出的中心口号毛主席都能够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地点:北京政协礼堂

  姚文元的讲话,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性质,进行了一番论述。他称之为“司令部”、“指挥部”和“监督站”:

  王洪文指名道姓,要发展叶昌明入党。但是,受到叶昌明所在单位的抵制。此人的雅号叫“刁德一”,又恶又刁。所在单位几次三番抵制了王洪文的“指示”,提出了一条否定叶昌明入党的重要理由:叶昌明与一桩人命案有关,尚待查清。

  “上海文化革命中间,每当出现了一个新的事物,都是首先得到毛主席的最坚决最热烈的支持。以安亭事件为标志的上海革命工人运动的兴起,是什么人首先来支持的呢?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革命同志造了反,夺了权,又是什么人首先出来热烈赞扬的呢?又是我们的毛主席。上海各个革命组织发表一月四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这一个文件一传到毛主席那里,他就立刻给予最高的评价。一月九日发表的《紧急通告》又一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这都一再地说明毛主席和上海的人民是心连心的。

  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二十人。

  “目前的临时委员会,是领导我们继续进行夺权斗争的司令部,也是管理城市生产、生活的指挥部和监督站。”

  这时,马天水为王洪文帮腔,给叶昌明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打电话,怒气冲冲地说:“人命案归人命案,入党归入党。难道这条人命案不查清,叶昌明就不能入党了吗?”马天水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你们要限期解决叶昌明的入党问题,不解决是个路线问题!”

  “毛主席最近,当我们出发以前不多久,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对上海的很高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们的最沉重的打击。……”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十时三十分至凌晨一时十五分。

  这位“理论家”还指出:

  哦,不光是王洪文那么说,就连“老干部”也是那么说。只得又是“根据上级电话通知,叶昌明可以入党”!

  这时,张春桥对两个文件作了极高的评价——与几天之前判若两人:

  张春桥:上海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

  “上海人民公社有什么特点?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它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经过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在革命风暴中产生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

  叶昌明入党之后,被王洪文安排出任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后来以至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的“列席常委”!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就是上海的无产阶级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宣言,它是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的总结,又是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新的进攻,粉碎资产阶级新的反扑,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前进的号角,是我们夺取新的胜利的进军的号角。……”

  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作为“勤务员”之一的王洪文,成为主席台上的第三号人物,成为上海“万人之上,两人之下”的大员。

  马振龙是江苏泰兴县人,一九四○年生,原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也是王洪文的“工总司”干将。

  哦,“革命宣言”,“前进的号角”,“进军的号角”,张春桥说的比唱的还好听!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王洪文正踌躇满志。他以高亢的声调,念着“上海人民公社”发布的“通令”:

  王洪文责令有关部门为马振龙打开入党大门。此人入党后,成为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成为王洪文的“后勤部长”。王洪文要手表,要香烟,要高级糖果,要高级照相机.要罐头,只消打一个电话,“后勤部长”保证供应!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小学生”唱毕,另一个“小学生”上场。

  代表:你走后,上海成立“赤卫队”。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本来,中共党员在“工总司”中属“稀有元素”。随着王洪文的“小兄弟”们一个个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何况“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王洪文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中的势力大大加强,渐渐地超过了“秀才帮”的实力。

  姚文元一身军装,用了一个很不自然的动作,羞答答地把右手举到帽沿,行了个秀才式的军礼——不是行伍出身的他,不习惯于行军礼。

  张春桥:我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走的。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张春桥居然鼓吹起来:“上海在优秀的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增强了战斗力。……”

  姚文元也是一样,一开口,一连串的“革命的”:

  代表:他们二十五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

  喧喧闹闹的大会结束之后,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有正直的共产党员,勇敢地站出来,坚决抵制让叶昌明入党。王洪文和马天水大发雷霆:“他不让叶昌明人党,就开除他的党籍!”结果,这位党员被调离了原工作单位。调离时,对他作如下“鉴定”:“这样的人不适宜搞政治工作”!

  “同志们,我们来到上海,或者说回到上海,是来做小学生的,是来做革命的工人、革命的贫下中农、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1.要罢张春桥的官;

  游行队伍聚集在上海外滩。下午五时半,坐落在外滩的上海市府大厦前面,人头密密匝匝,在举行特殊的“典礼”:长达几米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浇上汽油,在一片火光中化为黑炭;披着红绸,崭新的“上海人民公社”

  跃为中共中央委员

  才一句话,就说了三回“小学生”和五个“革命的”。只是那时候相声大师侯宝林被打倒了,要不,定然可以据此编出很精彩的“革命的”绕口令!

  2.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

  牌子,在欢呼声中挂了上去。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对于王洪文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

  接着登场的是王洪文。他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宣读了“工总司”

  3.炮轰上海市委。

  王洪文面对这一“历史性时刻”,对记者说出了一番“豪言壮语”: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天下午于首都人民大会堂召开。

  等造反组织共同发出的重要倡议——《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

  张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

  “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两年多以前——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八日下午一时二十分,在北京和平门大街上,拥挤在成千上万的大串连来京的红卫兵之中,王洪文远远地见过毛泽东一眼,曾为此而“激动万分”。

  这是昨夜十一点,由张春桥、姚文元召开的上海各造反派头头紧急会议上刚刚议定的。王洪文念毕《倡议书》,广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一“新生事物”——“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就算诞生了。

  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引者注: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

  确实,从那以后,王洪文的“腰杆子挺起来了”——他已是上海的“首长”了。

  然而,中共九大拉开帷幕,在暸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当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步上主席台之际,王洪文也登上了主席台!

  大会结束了,盛大的游行开始了。

  的人数)。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

  陷入政治危机

  在此之前,王洪文虽然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毕竟只是“地方粮票”,从未在中央抛头露面。这次,他不仅当上“九大”代表,而且一跃成为主席团成员!

  谁都料想不到,王洪大突然采取了“闪电行动”:抓走了陈丕显,关进了“老窝”——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队部。

  张春桥: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人民日报》在上海发行航空版。每天,当北京的早班飞机飞抵上海,便把当天的《人民日报》纸型运来。然后由专车急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下午三时左右,上海的街头就卖当天的《人民日报》了。

  主席团成员共一百七十六名,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分四个档次排列姓名——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没有拘捕证,没有说明原因,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关押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过了一夜。

  代表: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

  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翌日—一二月六日下午,《人民日报》成为上海成千上万的读者关注的热点。因为“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人民日报》迅即报道,而且还配发社论,表示庆贺。《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报道、社论,意味着中央对这些地方新政权的承认。可是,二月六日的《人民日报》,竟对“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保持沉默,一个字也没提及!

  毛泽东主席 林彪副主席

  第二天,陈丕显被押上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卡车。卡车上挂着“打倒经济主义的罪魁祸首陈丕显”的大字标语。卡车在上海市区主要街道缓缓驶过,车上的高音喇叭不断呼喊着“打倒经济主义”、“打倒陈丕显”的口号。王洪文开创了上海汽车“游街”的先例。借这次“游街”,王洪文把自己变成了反经济主义的“英雄”,却把陈丕显推上了被告席……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二月七日、八日、九日……一天天过去,《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置一词。

  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青 张春桥 姚文元 谢富治 黄永胜 吴法宪叶群

  王洪文富有“创造性”。他觉得用厂里的大卡车游街,还不够醒目。一月十四日下午,他干脆调来一辆鲜红色的卡车——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勒令”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张、姚、王紧张,那一批被排斥在“上海人民公社”之外的造反派组织高兴。

  汪东兴 温玉成

  曹荻秋跪在车上,在全市游街!堂堂的上海市市长,竟这样遭受王洪文的无端凌辱!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上海街头出现新的引人注目的大字报:

  董必武 刘伯承 朱 德 陈 云 李富春 陈 毅 李先念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耿金章宣布“夺权”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一问上海人民公社》;

  于会泳 王 体 王 震 王世藩 王进喜 王克京 王秀珍 王秉璋 王洪文……

  自从爆发康平路事件之后,康平路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了。

  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二问上海人民公社》;

  显而易见,唯第四档是以姓氏笔划为序排名的。由于“徐”字笔划较多,徐景贤的名字出现在主席团名单后半部。

  一月十五日凌晨三时半,上海的市民们酣梦正香的时刻,从康平路发出惊人的消息:“二兵团”的“耿司令”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

  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

  《三问上海人民公社》;

  王洪文第一次走上如此庄严的主席台,开始他的高层政治生活。他穿了一身新军装,但没有红领章和红五角星帽徽。他的装束,介乎军人与工农之间。在“九大”

  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约二三百人,忽然冲进了冷落、寂静的上海市委机关大楼,轻而易举地夺取了“木头疙瘩”——大印。

  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

  代表中,军人一律军装,而工人、农民代表通常是穿蓝衣服,干部则穿灰色中山装。

  “耿司令”坐进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室,宣告“成功地”进行了“夺权斗争”。

  张春桥:我们国家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大家喜欢用这种名字。名称没什么关系。

  “问号”随着《人民日报》一天天的沉默变得越来越多,以至迅速增加到《八问》、《九问》、《十问》!

  在主席台第一排正中就坐的是毛泽东,他的左侧坐着林彪,右侧坐着周恩来。

  “耿司令”发布了三项通令,那口气是不小的:

  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

  因为“炮打张春桥”受到镇压的“红革会”,放出空气:“上海人民公社没有请‘红革会’参加,所以《人民日报》不登!”

  自林彪向左,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第一,声讨上海市委、市人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人委;

  代表:不能,群众对司令部这个名字有感情了,改了群众有意见。

  那些“大联委”的成员们,则胸有成竹地说:“上海人民公社把我们排斥在外,没有实现真正的大联合,所以毛主席不批准,《人民日报》不登!”

  在主席台的第二排左侧,坐着王洪文。他离前排的毛泽东和林彪,只有五、六米而已,可以清清楚楚、长时间地注视着伟大领袖及其亲密战友,再不象那时立于红卫兵群中匆匆一瞥。

  第二,任命张春桥为上海新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新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

  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信特别多。当然我不怕。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要解散“中央文革”。……

  也有人直言不讳:“张春桥讲‘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是错误的!因为‘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起来的,所以中央不承认!”

  下午五时,在雷动的掌声平息之后,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那双略带粉红色的透明塑料边框的老花眼镜,坐在那里开始念政治报告。

  第三,勒令原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关干部,回原岗位办公。

  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

  耿金章再度活跃起来,又成为反对派们的领袖。虽然他上了主席台,当上了“常委”,可是他很快就发觉,实权在王洪文手里,“上海人民公社”的“常委会”

  这个政治报告最初由陈伯达执笔。后来,康生和张春桥推倒了“陈老夫子”的初稿,另起炉灶,写出政治报告。经毛泽东改定,由林彪来念。

  用上海话来形容,耿金章此举,纯属“自说自话”。他是一个喜欢自作主张、保持“独立性”的人。他已清楚地意识到王洪文对他的排斥。看来,未来的上海,要么“张——姚——王”,要么“张——姚——耿”。先下手为强。文化粗浅的耿金章以为木头疙瘩就是政权。他把“最高指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政权”,理解为“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夺取‘木头疙瘩”’。

  “这次接见使我们深深感到,张春桥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

  一次也没请他这个“常委”参加。他成了一个“空头常委”。

  尽管面前放着景德镇白瓷杯,服务员不时来冲上茶水,王洪文却很拘谨,未敢喝一口。他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毛泽东和林彪。

  “二兵团”的离心作用,从耿金章树起这面大旗,就已显露出来。虽说这个“二兵团”名义上隶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工总司”已类同于“英联邦”——

  “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军对垒。一个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一个受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一个高呼“火烧张春桥”,一个大喊“打倒曹荻秋”。一场新的大拼搏,眼看着要在上海展开……

  耿金章与“大联委”的成员们在暗中计议成立“第二上海人民公社”,再度与“上海人民公社”相抗争……

  听到林彪报告中这样一段话,王洪文微微一笑:

  “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都各自安营扎寨,与王洪文那“总部”分庭抗礼。耿金章具有颇强的组织能力,他的“二兵团”拥有的强大的实力,已足以与王洪文的“总部”并驾齐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文汇报》“夺权”的第二天,从该报上已可看出“苗头”:为了庆贺《文汇报》的新生,王洪文那“工总司”

  两军对垒 争夺上海

  尽管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天天在为上海人民公社“欢呼”,而《人民日报》的沉默,愈加形成鲜明的对照。耿金章又一次扯起反叛的旗帜,使张、姚、王坐立不安。

  “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发表了一篇题为《誓做你们的坚强后盾》的文章。与之相邻的,是署名“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祝贺文章《让我们一齐去厮杀搏斗》。这两篇文章清楚表明,“二兵团”与“工总司”并列。至于《紧急通告》上,第一个发起单位为“工总司”,名列第二的便是“二兵团”,这样的并列印在《人民日报》上,印在全国各报上,更使“二兵团”名声大振。“耿司令”不再听命于“王司令”了。

  “工总司”与“赤卫队”旗鼓相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

  急匆匆,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飞往北京。据张春桥临行时再三声言,“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毛泽东对“上海人民公社”不予承认,张、姚怎能在上海坐得住?

  造反起家的“司令”,如今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承认,变成了“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

  “二兵团”这场近乎宫廷政变式的夺权,使张春桥、姚文元吃了一惊。“耿司令”事先并没有与张、姚通气。他,居然宣布了对张、姚的“任命”,仿佛成了张、姚的上级!尽管耿金章所“任命”的职务,正是张、姚梦寐以求的,从耿金章的嘴里说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心所向”,这使张、姚窃窃心喜。不过,一想及耿金章如此“自说自话”,事先不请示,等于不把张、姚这样的“中央首长”放在眼里,自然使张、姚心中老大的不舒服。

  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张、姚一走,上海的反对派们更为活跃了,集中力量猛攻王洪文。

  会议进行到半途——四月十四日,王洪文头一回在全国党代表会上亮相。

  至于王洪文,一得知耿金章夺权,怒火中烧,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印。

  “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白底黑字的大标语,覆盖了那些“欢呼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红色标语。

  这天,举行了全体会议。在毛泽东、林彪讲话之后、依次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其中,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是作为工、农、兵、妇女和干部代表发言的。

  王洪文的眼,比耿金章更红;王洪文的心,比耿金章更急。早在安亭事件“胜利”时刻,他就向小兄弟们说过“胜者为王”,要弄个市长当当。他一直期待着成“王”。

  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以“二兵团”为主力,联合“一兵团”、“三兵团”以及那个“工三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捏紧了拳头,发誓要打倒王洪文。

  三十四岁的王洪文用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流利地念着发言稿,毛泽东不时把目光投向这个模样俊俏的年轻人。王洪文在毛泽东的记忆屏幕上,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在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他忙着筹备一月六日的大会,忙着起草那三个“通令”,为的是夺权。只是那三个“通令”没有打响,而《告上海全币人民书》却受到毛泽东的肯定。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提刀。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耿金章嫌徒步游行的声势不够浩大,来了个“卡车大游行”。反正各工厂有的是大卡车,装上人,一边开,一边高喊‘打倒王洪文”。大卡车的两侧,差不多都贴上了“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大字标语。几百辆大卡车出现在南京路、淮海路,上海轰动了。

  这一次作大会发言,使王洪文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他的形象,顿时变得高大起来。

  一月八日晚,在起草《紧急通告》的时候,“王司令”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上海外滩——广东路二十号海关大楼去了。他在那里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夺了上海的工交财贸大权。张春桥称赞这一“壮举”道;“火线指挥部可以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市人委。”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虽说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勤务员”,王洪文毕竟立足未稳,何况“上海人民公社”风雨飘摇,而他的后台张、姚又不在上海。王洪文仿佛从沸点摔到了冰点,不断拨电话到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探问消息。

  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的鼎盛时期。“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破天荒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林彪手下的四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张春桥十分明确地说:“火线指挥部实际上就是夺权。现在,火线指挥部发个通告,什么事准,什么事不准,大家部照办。责令公安局,什么人要抓,公安局就抓了。你们看,一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组织在向公安局下命令了。外国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的国家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人民了。市委还有什么权?市人委还有什么权?没有了嘛!我们到上海来了以后,还没有看到他们发过什么通知。火线指挥部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但我们自己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创造。自己干了一件很大的事,并不一定都懂得……”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

  张、姚去京之后,《人民日报》依然对“上海人民公社”不理不睬。那些天,《人民日报》成了在上海最受人注意的报纸。

  江青集团也获得很大胜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遗憾的是,这个“经济苏维埃”在一月九日经张春桥向毛泽东报告之后,毛泽东仅仅是“知道了”,并没有大大兴趣,却对那份张、姚没有加以“推荐”的《紧急通告》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张春桥自己,也在一次接见“工总司”代表时说走了嘴,透露了内中的真情:“象《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如果不是毛主席发现了,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呢!”这句印在当年《张春桥讲话》传单上的话,泄漏了天机!张春桥所说的“我们”,自然是指他和姚文元——

  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反对派们越来越起劲,觉得光在上海大吵大闹还不够意思。于是,采取了当年王洪文对付陈丕显、曹荻秋的办法——进京告状。“二兵团”和“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组成了“进京代表团”,到国务院接待站去告张春桥、告王洪文,告潘国平,告“工总司”。连北京天安门广场、王府井大街,都出现了大字标语:“打倒王洪文!揪出黑后台!上海人民公社是非法的、单方面的夺权,上海人民不承认,党中央不承认!”

  王洪文成为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用当时的话来说,也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

  那天他俩一起接见“工总司”的代表。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诌诌的新口号:

  王洪文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打倒王洪文”的呼声,一日高过一日。

  四月二十四日,大会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一百七十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百零九人。这是一次“大换血”式的选举,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仅五十三人继续当选。王洪文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委员的名单之中——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入中央的起点。

  张、姚、“不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被毛泽东发现了,加以肯定,震动全国。而张春桥以为是“伟大的创造”的“经济苏维埃”,毛泽东保持沉默。张春桥只能用这样的话,为自己助威:“火线指挥部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关于火线指挥部,已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作了汇报。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虽然王洪文几度要对耿金章反击,无奈,他的后台张、姚不在上海,他未敢轻举妄动。

  与他同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的还有王秀珍、徐景贤。作为老劳模,上海国棉一厂女挡车工杨富珍也成为中共中央委员。

  毛主席也知道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这对战斗在火线上的工人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是多么温暖的关怀,多么巨大的鼓舞啊!”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咬着牙,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好不容易,一个星期过去,张春桥和姚文元飞回了上海。

  马天水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之中。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又谋划着夺权的新途径。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上,王洪文宣读《关于建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的倡议书》,是张春桥的新点子。用张春桥、姚文元写给中央的工作简报中的话来说,这个“联络总站”实际上要“行使着政权的作用”!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向“赤卫队”的大字标语:

  张春桥说明了原委,王洪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毛泽东不让《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是因为“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岂不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王洪文的“小兄弟”金祖敏,也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此人原是上海电机厂副工段长,比王洪文大一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成为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

  按照张、姚的部署,“关于接管市委,可以由联络总站搞”。

  “赤卫队是保皇队!”

  张春桥自作聪明,标新立异,以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新名词会博得毛泽东的赞赏,变成全国的“样板”。毛泽东的一顿批评,使张春桥不得不向毛泽东承认错误,作了检讨。

  大会期间,发过三回新闻公报。不过,这三份新闻公报对于上海组的爆炸性新闻,却只字未提。虽然出自上海组的新闻,“九大”代表人人皆知,而且会后又通过层层传达向全国扩散。

  如此这般,“联络总站”成了上海的“苏维埃”!无奈.“革命造反派”们不争气,权欲使他们的头脑发狂,谁都要到这个“总站”里参加“联络”,谋得一席之地。工人造反派中的“两巨头”——王洪文与耿金章相抗衡,“工总司”与“二兵团”要争夺“联络总站”的领导权。“联络总站”还处于筹备之中.便乱成了一锅粥!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于是,《中共中央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下达了,不许各省、市再叫“人民公社”。毛泽东说:“革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为全国各地夺权后的新政权,取了统一的名字——“革命委员会”。

  那是一出由张春桥导演,王洪文、徐景贤充任主要演员的闹剧。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耿司令”来了个出奇制胜,突然进军康平路……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张春桥和姚文元当然只好按照“最高指示”办,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炮轰陈毅

  “他妈的,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王洪文嘴里,蹦出了这句充满着对耿金章的仇恨的话。

  “取缔赤卫队!”

  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现象: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每一次开党代表大会,每一个代表照例领到一个文件袋,袋里装着会议文件。

  张春桥软硬兼施

  “解散赤卫队!”

  所谓“文革”,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不过是“运动群众”罢了!

  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每一个代表的文件袋里,被塞进一份并非党代会文件的小册子。

  “金章同志吗?”康平路的电话耳机里,响起了张春桥甜甜的声音。对于耿金章,张春桥不象王洪文那样喊他“老耿”,因为“老耿”与“老鲠”、“老梗”同音,那“骨鲠在喉”的“鲠”以及“梗着脖子”的“梗”,多多少少正巧反映了耿金章的性格和形象;张春桥称他“金章同志”,一听,就叫人象夏天吃了冰琪琳似的,怪舒服。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人民日报》终于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这小册子是上海组散发的。负责编造(既不是“编著”也不是“编选”,而是编造!)的,便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是春桥同志吧。”耿金章说。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张春桥神气起来了。在全市大会上,张春桥以洋洋得意的口吻,讥消那些反对派们:

  小册子白皮黑字,印着书名:《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我想找你谈谈。”张春桥说道。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

  “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还有人说:‘因为‘红革会’没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往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就请这些人把你们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算了,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从旧市委、旧市人委手里夺到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一事实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

  这本小册子,是从陈毅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以及在与外宾谈话的记录中,摘抄、选编而成,有的断章取义,有的乱上纲,有的则是陈毅说出了真理而被他们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批判”。

  “好,我马上就来!”

  “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际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如果还有谁想在上海人民公社改名字的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他们不要再在这方面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什么文章好做,在这上面做文章,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全书共分九个部分,诸如:

  耿金章有着自己的“警卫班”。他一坐上轿车,前有开道的,后有押尾的,够气派的。一溜烟,才几分钟,一串轿车便驶入兴国路。

  “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

  《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用了这样的话语:“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

  “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顽固反对在各项工作中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大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反对政治战线、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

  兴国路招待所被一堵高墙围着,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名为招待所,实际上是内部的高级宾馆。一幢幢西式小洋楼,散落在如茵芳草之间。虽然外面的口号声震天响,这里却是一个幽静的所在。小洋楼从门口开始铺着红地毯,铺遍走廊、楼梯和房间。这儿成了张、姚的据点。在“文革”期间,张、姚回上海,总在这里落脚。

  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

  不再是“勤务员”,而是“领导成员”。那“其他领导同志”,显而易见包括王洪文在内。

  “否定工人阶级领导,丑化工人、贫下中农,反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当耿金章的轿车驶进兴国路招待所的大门,透过车窗玻璃,耿金章的视线突然落在五号楼前一个穿军装的人身上。正刮着寒透骨髓的西北风,这个军人没披军大衣,在风中恭候。一见到那张熟悉的尖腮脸和一副近视眼镜,耿金章失声惊叫:

  “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总算站稳了脚跟,王洪文也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王洪文刚刚喘了一口气,他就把拳头向劲敌耿金章伸来了……

  “贩卖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美化和投降帝修反”;“否定历次政治运动,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和向党进攻”;“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春桥同志!”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吞并“二兵团”

  上海组把如此不论不类的小册子,在中共九大上散发,用意是非常明白的:要在全党批臭陈毅,批倒陈毅。

  是的,那不是警卫员,而是张春桥。如此隆重地“出廓迎迓”,使“耿司令”受宠若惊!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夏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解散“二兵团”以及“一兵团”、“三兵团”,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早就想干的事。这三个“兵团”,人多势众,不仅时时威胁着“工总司”的存在,而且已成为一支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强大力量。

  张春桥发动了这场攻势。

  张春桥笑眯眯地把耿金章引进五号楼。耿金章刚在客厅沙发上坐定,张春桥就递过一支香烟来。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欲除这些“兵团”,张春桥用的是极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张春桥是这样说的:“我们建议,按照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

  对于上海人来说,陈老总的光彩夺目的形象是无法从心头抹去的;一九四九年红色的五月,是他,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解放大上海,歼敌十五万三千余人;

  张春桥慢条斯里地抽着烟,却不说话。耿金章顿时明白,挥了挥手,他的警卫们就赶紧退出了客厅。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从整个斗争,特别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如果按系统来搞是比较适宜的。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现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的组织实行大联合,他们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冶金系统的问题时,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他出任上海解放后的首任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客厅里开放着暖气。在上海这座城市里,除了高级宾馆,冬日是没有暖气的。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

  张春桥说得很客气,仅仅是“建议”而已,只是“请同志们加以考虑”。

  百废待兴的上海,是陈老总领导着上海人民振兴,迈上了一级又一级台阶;豪爽,直率,真诚,磊落,陈老总与上海人民肝胆相照,赢得上海人民的崇敬;虽然他从一九五四年起调往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但他仍兼任上海市市长,直至一九五八年——他是解放后任期最长的上海市市长,共九年;张春桥忌恨陈老总,还不仅仅因为他对上海的深远影响,不仅仅因为在一九六七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他与张春桥抗争,而且还在于阿丕(陈丕显)是他的老部下,张春桥把他视为陈丕显的“黑后台”。

  耿金章脱去了军大衣。

  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大会刚刚结束,张春桥就留住了耿金章,很明确地向他“建议”:“金章同志,你能不能跟洪文同志好好谈一谈,把‘二兵团’并入‘工总司’,按系统实现大联合。”

  “陈毅不倒,上海不太平!”张春桥深刻地意识到陈毅对上海的潜在的、巨大的影响。

  “金章同志,”张春桥依然用如此亲切的口气称呼他,“你我都是共产党员。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耿金章马上意识到这“大联合”,就是吞并,就是“工总司”吞掉“二兵团”。

  然而,在张春桥阅定的出席中共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单上,却赫然列着“陈毅”两字!

  你一定还记得,去年安亭事件发生后,我把你和洪文同志找到我家里,我曾推心置腹地跟你们谈过我的希望……”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耿金章一扭头,转过身子便走。

  为此,陈毅曾收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封公函。陈毅好生奇怪,“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自从出世之日起,与他素无来往,为什么突然发来公函?

  笑容从张春桥的脸上消失,他的脸皮绷紧了。

  急令耿金章回沪

  “金章同志,你等一下。”张春桥喊住了他,立即把王洪文叫来。

  拆开一看,函末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红色大印,那公函以做岸不屑的口气写道: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市XX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作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

  原以为张春桥大抵是接受了对他的“任命”,参加“二兵团”夺权,实行“三结合”,耿金章兴高采烈而来。这时,他意识到张春桥找他谈话,另有用意。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王洪文和耿金章象两只愤怒的公鸡,顿时睁圆了眼睛。

  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尽快寄回……

  张春桥提到了那次谈话,耿金章还记忆犹新: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金章同志,洪文同志,你们应当在一起研究一下‘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合并问题。”张春桥说道。

  明知是张春桥玩弄的鬼计,陈毅坦坦荡荡,居然填好履历表,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寄去!

  那是在他揭起“二兵团”的大旗不久,张春桥很快就得到情报,“二兵团”与“工总司”闹矛盾。

  “你哪里?”

  “过些日子再说吧。”耿金章来了个缓兵之计。

  他知道,张春桥依仗“最高指示”之威,趁机给他难堪。

  张春桥的秘书给耿金章打来电话,说是张春桥在家里等他。

  “有要事找他,快!”

  “你们应当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实行大联合,为全市造反派做出榜样来!”

  那是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讨论了召开“九大”问题,同时又对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和一九六八年春的“二月逆流翻案风”进行了批判。陈毅早已是林彪的眼中钉,“新贵”张春桥又恨透了他。

  这是耿金章头一回知道张春桥的家在哪里。他记得,他来到康平路,从一扇小门进去,马上有警卫前来询问。经他说明身份之后,来到后面的小院。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张春桥催促道。

  陈毅眼看着“九大”将是林彪、张春桥之流的“胜利的大会”,便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许多‘批判’,我当‘九大’代表,不够格!”

  来开门的是文静,她已经知道他是耿金章。她把他引入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客厅,张春桥已在那里等他,王洪文也在那里!

  “什么事?”

  “春桥同志的指示很重要。”王洪文当着张春桥的面,对耿金章说,“老耿,我们明天就谈吧。”

  毛泽东听罢,说道:“我看,你当‘九大’代表是够格的——你可以作为右的代表嘛!”

  小客厅里放着三张单人沙发,中间是一张双人沙发。张春桥坐在当中的双人沙发上,他和王洪文隔着茶几相对而坐。

  对方不予答复。

  “好吧,明天就明天!”耿金章赌气道。又问,“在哪里谈?”

  张春桥马上记下了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急急告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

  “既不在你的司令部,也不在我的司令部。”王洪文想了一下,说道,“到国棉三十一厂谈,你看好不好?”

  根据张春桥的指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拟就了那份公函。经张春桥阅定,盖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印的公函迅速寄到陈毅手中。

  一听到这句话,隔着茶几、情绪对立的耿金章和王洪文,互相瞧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微微低下了头。

  “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好吧,就在那里谈——明天上午八点。”耿金章答应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六八年十一月,王洪文和徐景贤共同编造那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

  “我把你俩找来,是因为‘工总司’的常委中,只有你俩是共产党员。”张春桥说着,把目光转向耿金章,“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你们两个党员不能闹分裂。你们两个的分裂,将会使‘工总司’分裂,会使上海工人造反派分裂。”

  “什么事?”

  翌日清早,一串轿车、越野车朝杨树浦进发,“耿司令”出动了。

  快人快语,胸无城府,陈毅是一位刚直不阿的共产党人。他敢怒敢言,难得的直性子,难得的坦诚。他的种种“反动言论”,常常是从他通篇赤子之言中掐头去尾而编造出来的。在“文革”中,面对大闹外交部的红卫兵,陈毅曾慷慨陈同,作了《我这个外交部长》即席答辩。这篇讲话曾被斥为“大毒草”,许多话被断章取义作为“反动言论”加以“批判”。

  耿金章默不作声。王洪文也沉默不语。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车队拐人长阳路,驶近一三八二号——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耿金章一眼就看见,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已站在门口等候。耿金章心想,看来王洪文对于今天的谈判,还是当一回事的。

  笔者从档案中查到当时根据陈毅讲话录音整理的记录全文,深为陈毅赤炭般的革命热情所感动不已。兹把《我这个外交部长》照录于下,通篇激情澎湃,没有半点“反动”色彩:

  “我劝你别搞‘二兵团’了!”张春桥终于对耿金章说出了这句至关重要的话,“‘一兵团’、‘二兵团’、‘三兵团’,这样的组织不好。你想想,你那‘二兵团’怎么来的?那是‘走资派’把一部分人截在安亭,一部分人弄到南京、苏州,你们那几个‘兵团’是这样形成的呀。我希望上海工人造反派团结在‘工总司’的旗帜下,不要搞什么‘兵团’。这些‘兵团’,跨行跨业,组织结构不合理。金章同志,我希望你主动把‘二兵团’解散。你协助洪文同志把‘工总司’的工作搞好。你俩团结一致,共同对付上海市委。……”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黄金海笑脸相迎,把手一招,车队便徐徐驶入厂内。

  现在该我发言了!我是政治局委员,我还是外办主任、外交部长,我又是个副总理。我这个外交部长,有很多副部长、部长助理;外办还有几个副主任。我是个头头,是外事系统的头头。没有罢官之前,我要掌握这个领导权。我说头可断,血可流,我这个领导权不可放弃。过去你们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现在该我发言了。

  耿金章竭力克制着自己,依然保持沉默。他心中明白,张春桥所支持的不是他,而是王洪文!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

  当最后一辆车子进厂之后,黄金海把手一挥,厂门便紧紧关上。耿金章以为,这也许是为了“保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

  我这个人出身地主,我这个人很顽固,比较落后,你要我这种人风大随风,雨大随而,我就不干。我这个人不是俊杰,我这个人很蠢,我有资产阶级思想,是个折衷主义者。我是文化人,文化人的习气很深。

  从张春桥的家里出来之后,耿金章没有听命于张春桥。他依然搞他的“二兵团”。

  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耿金章下了车,黄金海走了过来。这时,耿金章正想问王洪文在哪里,黄金海那本来堆笑的脸忽然沉了下来,冒出了一句出乎意料的话;“耿金章,你这一次走不了了!”

  我在党内工作四十多年了。我原来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是周恩来要我参加的,我说参加共产党可以,要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行。当年一些同志吸收我进共产党,我不干,我说我要搞文学,受不惯纪律约束,我愿意做个共产党的同情者。那些同志都是很热情的朋友,今天来跟你磨菇,明天来跟你磨菇,最后我还是入党了,当了一个党员。如果当时他们要来领导我,要改造我,我早就跑了!你要改造我,我就偏不接受你改造。你要领导我,我就偏不接受你领导。

  “二兵团”的队伍越来越大,他与王洪文的裂痕也越来越深。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耿金章这才猛然醒悟黄金海为什么要关上大门,但他为时已晚,成了瓮中之鳖。

  我老实告诉你们,我犯路线、方向错误还不止一次。一九五二年犯过一次,一九四九年犯过一次。我犯过两次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我没犯原则性错误。我(过去)犯错误多次,几乎每年一次。在井冈山的两年,我不支持毛主席,犯了路线错误。我不吹嘘,我讲话豪爽痛快,有时很错误,有时很准。不要以为我是在温室里长大的,我不是一帆风顺,我也挨过斗,我也斗过别人,两重身份,有过被斗的经验,也有过斗人的经验。我斗人的经验,比你们这会场上还猛烈得多,我什么瓦器、机关枪、炮弹、原子弹都使用过了。有人说我不识时务,但我讲的完全是真理,这是我的性格,由于我的性格作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错误。我不是那种哼哼哈哈的人,嘿嘿,我还不错嘛!

  因为他不听话,张春桥开始疏远他。上海的机密要事,张春桥只找王洪文商量,把他撇在一边。也正因为这样,耿金章甩开了张春桥和王洪文,“自说自话”联合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对康平路进行突然袭击……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黄金海一扬手,预伏在厂里的一大群身强力壮的“工总司”打手,立即把耿金章及其警卫们团团围住。

  你们要打倒一切框框,要说框框,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最大的框框(引者注;这句话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如果外交人员都象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服,胸前挂一块毛泽东语录牌,高举毛主席语录,这岂不是成了牧师了?(引者注:这又被说成“反毛泽东思想”。)

  如今,张春桥重新提起那次在他家里的谈话,顿时使兴冲冲的耿金章,如同被浇了一盆冰水。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寡不敌众,“耿司令”成了俘虏。

  我们不要搞个人迷信,这个没有必要。对个人盲目崇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

  耿金章象上一回那样,保持沉默。他知道,当面顶撞张春桥,那是不行的。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我是来与王洪文谈判大联合的!”耿金章大声地申辩道。

  我不迷信斯大林,不迷信赫鲁晓夫,也不迷信毛主席。毛主席只是个老百姓。有几个人没有反对过毛主席?很少!据说林副主席没有反对,很伟大嘛!若有百分之二十的共产党员真正拥护毛主席,我看就不错了。反对毛主席不一定是反革命,拥护他也不一定是革命的。(引者注:这一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金章同志,我仍坚持上次跟你谈过的意见——你要和洪文同志搞好团结。你们两个党员,在‘工总司’的常委中,要做团结的模范。”张春桥继续劝说着耿金章,“上海是要夺权的。我和文元同志到上海来,就是要夺权。但是,必须联合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夺权,不能搞单方面的夺权。你们‘二兵团’,把‘工总司’甩在一边,把‘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甩在一边,这样的夺权后果会怎样?那就势必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大分裂!”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嘿,嘿,‘大联合’?谁跟你‘大联合’?”黄金海对耿金章嗤之以鼻,大声呵斥道,“你是反革命!”

  我看毛主席的大字报也可以贴。毛主席也是一颗螺丝钉。他过去在湖南第一师范当一个学生,他有什么,还不是一个普通学生。林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他是我的部下。难道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就是他们两人领导?老喊伟大、万岁、万万岁,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我天天和毛主席见面,见面就叫“毛主席万岁”,行吗?(引者注:这一段话被说成“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

  耿金章的脸色变得灰白。张春桥的话,使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没有张春桥的支持,他的夺权是不可能成功的。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场。

  “你是流氓,‘阿飞司令’!”耿金章也不示弱,骂起黄金海来。

  刘少奇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先生,水平很高。党内过去留学苏联的人很多都变坏了,但刘少奇是好的。刘少奇的指示我完全赞成。在人民大会堂,刘少奇同志讲得很正确。你们不但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要学习少奇同志的著作。刘少奇在“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也作为他的一百条罪状之一。这报告是毛主席、政治局决定的,我一直在场。外面的刘少奇罪状一百条,有的是捏造,有的泄密,完全为我们党、为毛主席脸上抹黑。

  “金章同志,我劝你急流勇退,宣布‘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一旦‘主角’退出去了,剩下的十个单位,也就成不了气候。”张春桥善于察颜观色,从耿金章脸色的变化,知道自己的话已经奏效,便变得和颜悦邑。“金章同志,我一直把你作为工人领袖看待。如果你能够按照党的原则去做,我想,党会把你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参加上海革命新政权。”

  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你是反革命——谁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谁就是反革命。来人哪,把耿金章押到公安局去!”黄金海高喊道,耿金章马上被“工总司”的打手们七手八脚推上了一辆大卡车。

  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中央文革”里有些青年人左得很。这些秀才不懂得造反派里有坏人。戚本禹同志现在算是左派,但是他的话,我个人也认为并非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嘛,就是权大得很,就是不讲道理,除非你完全照他的意思办就好,否则便是黑帮。有人(引者注:指江青)躲在背后,教娃娃们(引者注:指红卫兵)出来写大字报,这是什么品质?(引者注:这段话被说成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

  张春桥的话,硬中有软,软中有硬。耿金章经不起张春桥的软硬兼施,终于表态了:“二兵团”退出这次夺权!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这时,耿金章后悔莫及——他上了王洪文的圈套!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贺龙,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各有各的帐。

  张春桥大喜,留他一起吃饭。吃完饭,又亲自送他上车。耿金章的轿车开动了,回头一看,张春桥还在那里向他频频挥手,美美地笑着,显得亲切极了,可爱极了。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大卡车驶出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打倒大军阀朱德”?!他干了几十年,是我们的总司令,说他是“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的脸上抹黑!一揪就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都容不下。“打倒大土匪贺龙”,这是我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人家骂共产党过河拆桥。现在你们身边的人是否可以相信呢?你们相信谁?相信毛主席、林彪、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康生,就只六个人?承蒙你们宽大,把五个副总理放进去,才得十一个人,就只有这么几个人干净?我不愿意当这个干净的,把我拉出去示众!

  人多势众的“二兵团”撤出康平路之后,那“上三司”等十个组织势单力薄,不成气候,夺权也就告吹了。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那时候的公安局,也是造反派的天下。戴着造反派袖章的公安人员一听说抓了个“大反革命”,很起劲,奔了过来。可是,一看,抓来的是“耿司令”,他们不敢收押。因为他们深知“耿司令”手下有几十万造反队员,如果朝他们这里冲来,他们可吃不消。

  现在看来,大字报上街的危害性愈来愈多,越来越吓人,水平愈来愈低,字越来越大!“兔羔子”、“狗崽子”、“砸烂狗头”……斗啊!非斗到底,逐步升级,非要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黑帮还要打成特务,特务还要砸烂脑壳,脑壳还要把它砍下来!揪住了就不放,拉去了就回不来,动不动就下跪,那么多的老干部自杀,他们都是为的什么?成千成万的老干部都被糟塌了,先是工作组就有四十万人,搞得好苦哟!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我宁愿冒杀身之祸。我的老婆(张茜),以前参加日内瓦会议不穿旗袍、西装裙,硬要她穿,不穿就斗,我不便说话,只好走开,要不然,就是包庇老婆了。后来她穿了,现在又拉出来斗,说她腐化,她能服吗?

  消息飞快传进王洪文的耳朵。他松了一口气。他暗自庆幸:早在安亭跟定了张春桥,跟对了!上海的夺权,没有张春桥的点头,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胆小鬼!”黄金海骂道。

  把我老婆拉到街上游街,戴高帽子,她有什么罪?还不是当了工作组长吗?

  “上三司”和“红革会”的失败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耿金章重新被押上卡车。

  我这次是保护过关的,不保护怎样能过关呢?这回大批的外交干部由你们来处理,你们要怎样斗,就怎样斗,干部的生命等于在你们手里。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领导干部都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排斥一切,文章不能作绝啊!我讲这些话,可能要触犯一些人的忌讳,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上三司”岂肯善罢甘休?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到警备区去!”黄金海吩咐司机道。

  你们以前对我有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我的司长的职务都撤了,我还不知道,当什么部长?有人要揪我,说刘新权(引者注: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的后面就是我,要揪我,我不怕!我是老运动员(引者注:此处“运动”指政治运动),大风大浪千千万万都经过了,还会翻了船?就是北京五十九所大学,全国一、二百所大学都来揪我,我也不怕!我就那么不争气?这次我算跳出来了,你可以跳,我怎么不可以跳?我很坚定,我准备惨遭不测,准备人家把我整死,我不怕!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拉出去5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开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呢?我若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的检查,是被迫的,逼着我做检查,我还不认为我是全错了,你们就说要使用武斗,一戴高帽子,二弯腰,三下跪,四挂黑牌。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不要太猖狂吧,太猖狂就没有好下场。我革命革了四十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今天就要出这个气!

  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又从康平路爆出新闻:“上三司”重整旗鼓,再度杀进康平路,宣告夺取上海市委一切权力!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氏,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问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卡车急驶,黄金海不时朝车后望去。还好,“二兵团”还没有发觉他们的“司令”被抓,车后没有出现“追兵”。

  我这个就是右派言论。我今天讲到这里,可能讲得不对,仅供参考。我这些话就说是右派言论,我也满不在乎。不要怕犯错误——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你们犯错误没有我多。这句话并非黑话,是白话,不,是红话!讲话容易被人抓住,抓住就下不了台,哼哼!

  “耿司令”急令“二兵团”按兵不动。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何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卡车驶入上海警备区司令部。

  心如铁石,气贯长虹。“直不辅曲,明不规暗,拱木不生危,松柏不生埤。”

  “上三司”的红卫兵们,哪里是张春桥的对手?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黄金海找到了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说道:“廖司令,我们抓住了‘大反革命’耿金章,请警备区把他关起来。”

  世危识忠奸。陈毅的“右派言论”,实乃一席忠言。

  张春桥在衡山宾馆召集紧急会议,王洪文、徐景贤、潘国平、陈阿大、王承龙、朱永嘉闻讯赶来。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找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廖政国摇头,说道:“‘工总司’和‘二兵团’都是群众组织。你们之间的矛盾,你们自己解决。我无权关押一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

  然而,林彪要整他,张春桥要打倒他。

  “对‘上三司’要采取革命行动!”张春桥愤愤地说出了这句话。

  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尽管黄金海又想骂一句“胆小鬼”,可是站在他面前的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司令,他不敢当面出声,只得又把耿金章押上卡车。

  在中共九大,陈毅分在华东组,参加上海小组的讨论。

  “这任务交给我们‘工总司’!”王洪文当即应声。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挂电话向“幕后指挥”王洪文请示,黄金海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还是送回杨浦区公安分局!由‘市革会’出面跟他们打招呼,他们不敢不收的。”

  分组讨论的头一天,陈毅刚刚步入上海小组会场,正笑吟吟跟代表们打招呼。

  王洪文带领一班小兄弟,出现在康平路。“工总司”的造反队员身强力壮,“上三司”的娃娃们逃之夭夭。才半天功夫,王洪文便“胜利”地粉碎了一次“政变”。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果真,当大卡车再度来到杨浦区公安分局,那里已加强了守卫。耿金章被押入拘留所,堂堂“司令”成了阶下囚!

  他发觉,人们视他为路人一般,冷漠,不理不睬。只有几个老熟人走过来,跟他亲热地握手。

  那“上三司”的头头,被“工总司”逮了起来,送交公安局。至于罪名,信手拈来便是,王洪文给他安了个“政治扒手”的紧箍圈。可怜那“上三司”的头头,竟然从此在上海监狱里蹲了七年!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屈指算来,从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耿金章当上“常委”,到这天——二月二十五日被捕入狱,整整当了二十天的空头“常委”!他没有参加过一次“常委会”,只不过在举行两次“成立大会”时上了主席台。

  突然,徐景贤振臂领呼口号:“打倒陈毅!陈毅罪该万死!”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象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之中。

  直到戴上手铐,锒铛入狱,耿金章才明白张春桥之阴险,王洪文之凶狠,但已为时晚矣!

  讨论会一下子变成了批判陈毅的会议。

  一月二十五日黎明,手里拿着大饼、油条的上海市民,忽见墙头贴着《特大号外》,又笑“城头变幻大王旗”。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失去了“司令”,“二兵团”上崩瓦解。“工总司”吞并了“二兵团”,一下子“壮大”为拥有一百多万造反队员的全国头号造反派组织。

  陈毅到底身经百战,不慌不忙地对代表们说道:“诸位代表,各位同志,九大代表的当选标准,是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四条要求和林副主席关于干部的三条要求,加起来总共七条。我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七条标准,我连一条也够不上。承蒙上海党选我为代表,我在此表示感谢。……”

  兹按档案所收传单原件,照录于下: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就在耿金章被捕的当天,“二兵团”所羁押的陈丕显、曹荻秋,当即被“工总司”夺走。从此,“第二上海人民公社”想结合陈丕显的计划,也就告吹。

  王洪文担任华东组的召集人,主持着会议。在会前,他本来已布置好围攻陈毅的发言。此时,见陈毅“跳”了出来,心中暗喜。

  特大号外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不久,王洪文下令逮捕了戴祖祥。于是,“一兵团”也垮台了。“三兵团”、“工三司”随之倒台。“大联委”不复存在。

  这时,马上有人抓住陈毅所说的“上海党”,指责陈毅在“分裂党”!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一片造反夺权声浪中,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本月二十四日二十三点二十分采取了果断的革命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了旧上海市委的大印!

  毕竟是“耿司令”拥有实力,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至此才点穿谜底。

  耿金章过了两个多月的铁窗生活。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忽然王洪文带着两员大将——黄金海、陈阿大“光临”杨浦区公安分局。

  其实,陈老总在上海主持党务、政务多年,说惯了“上海党”一词,不料这时成了“大批判”的“活靶子”。

  这一革命行动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保皇派的威风!

  自然,张春桥与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帐:张春桥调耿金章,为的是对付“赤卫队”;王洪文呢,乐得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对于王洪文来说,既要对付“赤卫队”,也要对付“二兵团”——他借助于“二兵团”之力,去干掉“赤卫队”!

  王洪文面带三分笑,向耿金章宣布:“由于‘中央首长’考虑到你过去在造反中有过一定的贡献,关怀你,决定释放你。你要感谢‘中央首长’的关心,不辜负他的希望,出来后很好地参加‘工总司’的工作。”

  于是,一个个代表发言,轮番向陈毅发动进攻。

  这次“夺印”成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新胜利!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荣任“指挥”,兴高采烈。他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调来十万人马,把康平路围得象铁桶一般。

  耿金章心中明白,王洪文所说的“中央首长”,无非是张春桥。说实在的,当时耿金章对张春桥的“关怀”,颇为感激。

  陈毅经历过许许多多“批判会”,不过,这一回他发觉有点奇怪;“上海党”

  现在此印正由上述有关革命造反派组织保管,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第二天,耿金章获释。这时,他的“二兵团”早已全军覆灭,他再也不是什么“司令”。

  的代表们一个个手中部拿着一本小册子。发言时,看一下小册子,便会熟练地说出陈毅的一段“黑话”,然后加以“批判”。陈毅不知道那小册子是什么东西——一在“九大”代表中,唯有陈毅没有拿到这本小册子。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这颗火星,是从张春桥的家里蹦跳出来的……

  根据张春桥的“指示”,耿金章在“工总司”中做了一个挂名“常委”,在“市革会”也做了个挂名的“委员”。

  两个多小时过去,“批判会”算是结束了。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这才拿起一本小册子,送给陈毅。

  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

  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

  用张春桥的话来说,耿金章算是新的“统战对象”!

  陈毅一看封皮,哦,原来是《陈毅反动言论小集》,“上海党”编造的!

  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内。

  在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问王洪文时,法庭记录上有这样一段: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引者注: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

  审判员审问王洪文:“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你和徐景贤领导编造了一本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是不是事实?”

  屈指算来,该是第三次夺权了。这一回,“工农兵”联合夺权(自然,此处的“兵”指红卫兵),比上两回都齐全。何况,头一块牌子是名震全国的“工总司”,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光辉的榜样”,没有什么可说的!

  “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根“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严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被告人王洪文:“是事实。”

  消息传出,急得双脚直跳的不是别人,却是“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他,身为“司令”,居然不知道这次夺权!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

  审判员问:“是谁指使你和徐景贤编造这本小册子的?”

  急急调查,原来,有人未征得“王司令”的首肯,擅自代表“工总司”参与夺权。

  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王洪文答:“张春桥。”

  这次夺权的主角,乃“红革会”,亦即“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

  审判员:“你们曾把这本小册子散发给哪些人?散发的目的是什么?”

  那是二十四日子夜,“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出动了一长串的摩托车、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夺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委以及各区委、区人委的红色大印,共计二十三颗,可谓战果辉煌!

  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王洪文答:“散发给‘九大’代表,实际上就是要整陈毅。这个材料在‘九大’期间用过。根据吴法宪的布置,上海代表团根据那本小册子的材料批判过陈毅一次。

  “红革会”的红卫兵们为了避免“单方面夺权”的嫌疑,扯上了“工总司”大旗,又拉上那个名不符实、尚未正式成立的“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

  批判完了之后,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这一回,张春桥派出了徐景贤。

  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问:“是谁给陈毅的?”

  徐景贤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对“红革会”发动宣传攻势:“你们夺权,没有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点头,夺得了吗?”

  “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答:“是我给的。”

  徐景贤的舌头,其威力不亚于王洪文那“工总司”的拳头。

  据《工人造反报》载:

  问:“你除了领导编写这本小册子以外,同时还搜集编造了哪些人的材料?”

  徐景贤向“红革会”陈述利害。他的一席话,逼得“红革会”不得不撕碎那《大号外》,承认了错误。

  “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答:“有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材料。”

  于是,上海的第三次夺权,宣告失败……

  《工人造反报》又载:

  问:“起诉书中指控你们编造了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是不是事实?”

  “红革会”恨透了徐景贤,也恨透了徐景贤的后台老板张春桥。怒火在“红革会”红卫兵的心中燃烧。这怒火汇聚在一起,终于爆发一场“炮打张春桥”的燎原大火……

  “‘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这天(十二月二十九日),‘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答:“我相信是事实。”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法庭宣读徐景贤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证词(节录):根据张春桥的指示,专门成立了一个“‘九大’材料小组”,层层布置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

  法庭宣读刘万顺一九八①年九月九日的证词(节录),其中提到当时参加“九大”的代表,每人发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其目的,是为到北京参加“九大”揭发批判陈毅使用。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柯庆施夫人——引者注)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法庭投影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整理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目录。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凋查:

  王洪文看后说:“在这个材料小组领导成员中,还有王少庸。其他完全是事实。”

  “二十九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

  问:“你是不是负责人之一?”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答:“我是负责人之一。”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审判员宣布以上事实调查完毕。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虽然在张春桥的“导演”之下,王洪文、涂景贤在“九大”发动了一场对陈毅的“大批判”,但陈毅毕竟还是登上了“九大”的主席台,而且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陈毅在处境险恶之年能够出席“九大”,能够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当然因为毛泽东所作“最高指示”——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今日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抑或是他的真正本意,抑或是在当时保护陈毅的托词——因为倘不作如此“最高指示”,林彪和张春桥绝不会放过陈毅的。也许,毛泽东的真正本意及保护托词两种用心兼而有之。“文革”是中国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一段特殊时期,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的用意也是错综复杂的。不论怎么说,毕竟是毛泽东保护了陈老总。正因为这样,当陈毅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不幸病逝,毛泽东深以战友情谊为念,亲自赶去,出席陈毅追悼大会。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

  康平路的新主人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中共“九大”闭幕之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五月一日夜,王洪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焰火晚会。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电影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他。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他的形象出现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影片中,在全国城乡广泛放映。

  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他的照片第一次登在中央报刊上。那是一版关于“九大”大会发言的照片。上半版四张大照片,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的发言镜头。下半版并列五张稍小的照片,依次为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荣昌路六十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陈永贵是名震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孙玉国则因在中苏珍宝岛之战中立功而跃为解放军代表。工人代表,照理应是大庆油田的际兵、全国劳模王进喜,才能与陈永贵旗鼓相当,何况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坐在离王洪文不远的地方。然而,造反司令取代了全国劳模。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成了中国工、农、兵的代表人物。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满载中共“九大”上海代表的三叉戟飞机,在上海西郊机场着陆。王洪文载誉归来,春风满面。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虽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依然是三驾马车,但是原先“徐、马、王”变成了“王、徐、马”。王洪文的地位超越了“马老”,那因为王洪文已是中央委员,马天水则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至于原先排名在王洪文之前的“老干部”王少庸,这回连中央候补委员也没选上,自然更被甩到后边去),王洪文的名字理所当然排在马天水之前。那个“秀才帮”的首领徐景贤,虽然也当上中央委员,毕竟在中共“九大”没有象王洪文那样露脸。张春桥指定王洪文为中共“九大”华东组召集人,已确定了王洪文超过了徐景贤。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王洪文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张春桥,第二书记为姚文元。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徐老三”换成了“王老三”!徐景贤屈居为“徐老四”。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

  王洪文又乔迁了。他的家搬离了原挪威领事馆,迁人书记院。他家这边紧挨着马天水家,那边挨着王少庸家。

  “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后来,他又搬了一次,房子更大了:一个颇大的院子。楼下是汽车间。二楼是客厅、书房。三楼是卧室。他的一家,住着三层九间房子。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三十口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

  他的职务的每一次升迁,都与房子的扩大成正比。当年,他一次又一次率“工总司”造反队冲进康平路,找“曹老头儿”签字,提这要求、那要求;如今,他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他的地位已与当年的“曹老头儿”相当。

  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康平路的王寓,一时间响起三个老太婆的喊喊喳喳声。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口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那个小脚的东北口音的老太婆,是王洪文的母亲。儿子有出息,把母亲接来享福。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操苏北口音的老太婆,则是王洪文的岳母。听说康平路的房子又高又大,她也就从上海国棉十七厂那噪杂、狭小的职工宿舍搬过来了。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的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

  还有一个老太婆是谁?她,也是王洪文的岳母,也讲一口苏北话。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贝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

  王洪文只一个妻子崔根娣,怎么会有两个岳母?

  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

  那个从上海国棉十七厂迁来的岳母高小妹,是崔根娣的养母。

  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王洪文与崔根娣结婚之后,帮她找到了生母。这时,崔根娣的生母也搬来,享一享康平路的福气。

  就在马骥破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二十四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不过,三个老太婆同住的日子,没多久便结束了。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崔根娣的养母高小妹走了。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高小妹的走,倒并不是因为她跟另外两个老太婆怄气。据她自己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宿舍之后,跟邻居们说:“康平路好是好,就是进进出出太麻烦!”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进出有什么麻烦?”邻居们从未住过康平路,不解地问道。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印发了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关注。

  “唉,进门要填单子,出门要交单子。我不识字,不会写字,烦死了!”高小妹很直率,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高小妹所说的单子,也就是“会客单”。康平路是个门卫森严的地方。填单子、交单子,使她感到很头疼。

  那传单说:

  她还是回到她的家,这家串串,那家坐坐,自由自在,什么单子也用不着填。

  “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即何庆施——引者注)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她还是在王洪文那定海路的“故居”里养鸡。有人劝她,女婿是市委书记了,你还养鸡?她说:“养鸡能生蛋嘛,这跟市委书记有什么关系?!”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人们对她并没有说三道四。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占了理!

  充其量,不过是说她的丈夫崔崇岭,一个普通工人,生病时仗着女婿的威风,住进了上海的高干病房,如此而已。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面了。张春桥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驳斥了女儿的话:“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另外两个老太婆,也过惯了往日虽然贫苦却很自在的日子,住了些时候,回老家去了。

  王洪文壮胆了。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居然毫不客气地斥责起张维维来了:

  崔根娣住在那里,同样很不习惯,想走。她毕竟是夫人,怎么走得了?

  “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

  她惯于哇啦哇啦大声讲话,而那里的夫人们都知书识礼,文雅得很,一开口,能讲出一套又一套政治理论。张春桥的夫人文静能说会写,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在“文革”前便长期担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组织部长,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在解放初便担任了夏衍的秘书,而她,只有小学文化小平,“文革”前只是一个临时工。她,自惭形秽,自叹弗如!说实在的,她有时觉得,还不如住在定海路的小屋里,跟纺织女工姐妹们说说笑笑来得痛快。一种空虚感,一种失落感,常常袭上她的心头。

  “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她无处可讲,无人可诉,只把这种隐痛深深埋在心中……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

  在康平路,崔根娣几乎不串门走户。她自知粗浅,不愿与那些高干夫人们来往。

  “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她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倒有一班亲亲热热的小姐妹,可是上海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康平路在上海西南角,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何况康平路深院小楼,小姐妹们进出诸多不便。她感到孤独、空虚。

  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总算把张维维的嘴巴堵住了,总算把《造谣派破产》掩盖了……

  她是一个工人,做惯了工,却很不习惯于当“书记夫人”。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后来厂里每月给十元补助。她有时借领工资,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看看小姐妹们。不过,自从王洪文成了市里的“大干部”,每逢每月十八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发工资的日子,厂里总派人送工资来,或者由廖祖康代领。再说,即便是她去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总是坐小轿车去,小姐妹们要么见了她远而避之,要么有求于“书记夫人”而缠住了她——她已失去了当年作为一名普通女工的那些真诚、坦率的朋友。

  她的心境是矛盾的:她既为自己成为“书记夫人”、入主康平路而感到兴奋,荣幸;又为自己难言的苦恼、孤独而感到烦闷、沮丧。

  王洪文与她截然不同。他躇踌满志,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都要高兴一番。想当年,“曹老头儿”、“市委书记”、“康平路”,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眼下,自己竟坐到了“曹老头儿”的位子上,他这才品味到“造反”两个字的滋味儿!

  王洪文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而“曹老头儿”则成了阶下囚,被关入上海漕河泾监狱。

  光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凭这一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打不倒曹荻秋的。那毕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充其量写份检查,认个错,完事。

  在那人性扭曲的岁月,有人对曹荻秋投井下石,使曹荻秋被逐出了康平路!

  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办公室里的一名干部,在曹荻秋处境险恶之际,从背后向他射来冷枪,击中要害!

  此人曾接触过敌伪档案,看过国民党特务张剑鸣在曹荻秋被捕后所作的“谈话察看”记录。那记录的原文为:“在谈话时态度尚佳,但未肯将过去的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渝,未有表示,仅声言此后不过问政治云云。”此人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写出大字报《心脏爆炸第一声》,断章取义,诬陷曹荻秋在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逮捕时,在狱中“态度尚佳”,并声称“此后不过问政治”,是一个“大叛徒”。

  张春桥如获至宝,亲笔写下一封“寄谢富治转中央文革康生”的信,派那人带着《心脏爆炸第一声》大字报底稿及敌伪档案材料,直飞北京……

  其实,曹荻秋在国民党狱中那一段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早已作过审查,并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作了结论:“曹荻秋同志在监狱和反省院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问。张春桥和谢富治、康生串通一气,硬是给曹荻秋安上了“叛徒”、“变节自首分子”的大帽子。

  虽然曹荻秋一再据理抗争:“我没有叛变自首行为,你们怎么可以强加于人?

  即使把我打倒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保留我的权利。……”无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大权在握,岂容曹荻秋申辩?

  于是,“曹老头儿”被赶出了康平路。王洪文趾高气扬,坐进了“曹老头儿”的办公室。他,取“曹老头儿”而代之!

  “红色堡垒”

  就在王洪文出席中共“九大”归来不久,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锣鼓喧天,大红标语糊满厂门口。

  是欢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是纪念什么“半周年”?不,不,是一块白地红字的新牌子,在欢呼声中挂到了大门口:“中国共产党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

  当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这是根据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建立起来的上海第一个基层党委会。”

  王洪文赢得了一个“上海第一”!

  报道还给上海国棉十七厂送上一顶光彩四射的桂冠,曰“红色堡垒”;“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个‘老造反’厂。全厂有八千六百多工人,现共有党员一千零三十五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党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全厂的工人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出了很多贡献。上海的广大革命群众提到国棉十七厂,都亲切地称之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从新党委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又把建设一个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作为努力奋斗的方向。……”

  “红色堡垒”是王洪文的后院,也是张春桥、姚文元要在全国树起的“样板”。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由王洪文陪同,来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这一天,成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喜日子”。

  于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便把上海国棉十七厂作为整党建党的“样板”加以“培养”了。

  张春桥已着意于“树”王洪文,“树”上海国棉十七厂。

  一九六九年初,署名王洪文的《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见报了。王洪文在文章中“回顾两年多来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展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新的一年”,他“感到无比的激动,无比的兴奋”。

  王洪文“夫子自道”,来了一个又一个“回想”,向读者透露他当年的“丰功”:

  “回想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生死搏斗的时刻,回想在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浴血奋战的岁月里,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为什么不怕围攻,不怕被打成‘反革命’,不怕坐牢杀头,就是因为有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我们奋勇前进。……

  “回想在‘一月革命’前后,我们和群众真是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群众吃啥,我们吃啥,群众步行,我们步行,始终同群众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摧毁资产阶级的反动堡垒;没有群众,就不可能取得‘一月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掌了权,就不能忘记群众,我们的职务变了,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不能变……”

  确实,王洪文的“职务变了”,关于他的“颂歌”也渐渐在报刊上唱了起来。

  一篇题为《“红色堡垒”里的革命火车头——记上海国棉十七厂最早杀出来的六个共产党员》的通讯,称颂起王洪文及其“红色堡垒”,把王洪文誉为“革命火车头”: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全市一面鲜艳的红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红色堡垒’。在这个‘红色堡垒’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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