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心新加坡搞金瓯无缺,第风姿浪漫太太

2019-11-26 20:30 来源:未知

  晤会“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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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客人”把上海视为“基地”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

  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

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没有那么大。”同时,他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罢官》,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二○○号——文艺会堂,人头济济。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

  “你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彭真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

  上海元旦联欢会,正在那里举行。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又是如何反应呢?他对友人王麦初说: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顾保孜/著 杜修贤/摄影 中共党史出版社

  当年张春桥为之写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的那个熊佛西,已是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了。熊佛西主持联欢会。当他宣布:“现在,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讲话。”全场响起了掌声。

  “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北京拒绝刊登评《海瑞罢官》一文,彭真由此惹下大祸。毛泽东批评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这一回,何庆施所发表的,并非应景讲话。他利用这一次对上海文艺界讲话的机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具有独创性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大左派”们的反应如何呢?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深圳演出,在深圳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深圳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登在报纸显要位置,题目设计也特别醒目。文章的结尾还这样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起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站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文章和作品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何庆施说:

  关锋居然也对那篇“雄文”的背景毫无所知。当上海《文汇报》驻京记者找关锋谈看法时,关锋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当作“学术论文”谈了一通。

  四月二十七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六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六月七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六月十一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姚文元执笔炮制出来的,实际上这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想以此发动一场大的运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是想让他们在文章中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他们说惟有军队的报纸才点破了《海瑞罢官》的政治实质。

  “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十三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

  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他比关锋“政治灵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六月一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江青指使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的事,对党中央,对周总理都是保密的。当然作为当时已是中央第六号人物、北京市市长兼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也是不知道的。因此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海瑞罢官》的作者)的文章感到愤怒,而且彭真向来认为吴晗是个忠实的好同志,学识渊博的好学者,如此上纲上线,分明是另有企图嘛!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没有那么大。同时,他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罢官》,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及新华社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认为,姚文元文章最后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因此,北京等地区的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说了这么一段话之后,何庆施加以发挥道:

  “哼,姚文元算是什么东西!”陈伯达有些愤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当年姚蓬子被捕在《中央日报》发表叛党声明,他也都知道。这一回,起用姚文元来写这样的“大文章”,把他这位“理论家”撂在一边了!何况,“保密”工作做得那么严格,对他不透半点风声。

  “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六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七月、八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九、十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他急于弄清详细的背景,特别是弄清毛泽东的态度。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保持沉默,不予转载,也不发呼应文章,南北严重对立。由他主编的《红旗》,也未敢轻举妄动,未对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应。他只是赶紧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13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呼应。

  六月二十四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本来,这样一段话,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他继续加以发挥,那就走向了“左”的极端:

  毛泽东在杭州。陈伯达巴不得能够去一趟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摸清情况。真巧,机会来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20来天,毛泽东电召4人前往杭州。这4个人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不言而喻,毛泽东电召这几位“秀才”,为的是继续讨论半年多以前在长沙尚未了结的为6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于田家英,因是毛泽东秘书,已在杭州。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几位“秀才”赶到杭州,不巧,毛泽东感冒了,说是大家分头先看看那6本书。几天后,毛泽东通知陈伯达,一起前往上海。他们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于是,艾思奇便与关锋结伴游杭州,胡绳则到了上海探亲。

  已经无法再找俞铭横写了。俞铭磺在一九六三年底病危、去世。

  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本来是无比宽广的。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一下子把历史题材以至革命历史题材,全都一刀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写,连“活”的“洋人”也不能写!

  陈伯达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锦江饭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江青曾试图在北京找当年向俞平伯挑战的“小人物”写,因为她那时支持过他们。可是,他们竟没有应承下来。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柯庆施讲话。

  会议从12月8日开始,至15日结束。会议的气氛非常神秘。陈伯达到了会场,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背靠背“揭发”罗瑞卿。

  江青再度求助于柯庆施。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他的“大写十三年”的片面性口号,立即遭到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的坚决反对。

  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软禁在上海建国西路618号一幢花园洋房里(今波兰驻沪领事馆)。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便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尖锐地批判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由鲁迅作序),署名“狄克”,此“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笔名。在一九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化名“徐汇”、“吴松”、“常轨”、“子渔”“何泽”、“蒲西”、“龙山”等等,均出自张春桥手笔。

  张春桥急急地找姚文元,你一条,我一条,拼拼凑凑,写了个《大写十三年十大好处》……

  林彪在会上猛烈地攻击罗瑞卿“篡军反党”、“反对突出政治”。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冤案,自此时拉开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罗”。陈伯达作为“秀才”,对于罗瑞卿接触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炮弹”。不过,会议那紧张的气氛,使他不由得想及1959年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

  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柯庆施的讲话,引起了上海的“女客人”的注意。

  毛泽东正忙于处理罗瑞卿问题,陈伯达没有机会从他那里探听消息。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女客人”虽然住在北京中南海,却常常不声不响地往上海跑。她来来去去,行踪唯有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和上海锦江饭店保卫处知道。她从不坐飞机,为的是怕从半空中摔下来。她来去总是坐京沪特快列车,而且总是包一节软卧,供她和几个随从乘坐。一节软卧车厢,寥寥数人而“卧”。她宁可让别的铺空着。她喜欢耍这么大的“派头”。

  上海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仍嘱陈伯达回杭州去。因为关于为6本马列著作写序的事,还要照计划进行。为写序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整整两木箱也已从北京运抵杭州。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对金鱼眼睛。

  她一到上海,就住在位于市中心茂名路上第一流的锦江饭店。这座由原先的华懋公寓与茂名公寓组成的宾馆,是她当年在上海滩的时候所非常熟悉的。她住进豪华客间,从不轻易露面。

  终于,在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召集5位“秀才”开会了。

  其父姚蓬子,也算是一位“名人”。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此人便是江青,当年上海滩上的电影演员蓝苹。为了替她的行踪保密,上海有关部门为她取了代号——“客人”或是“女客人”。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引者注:即周扬)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

  “女客人”常常来上海,最初是为了治病。她的病颇多,诸如精神官能症、慢性胆囊炎、急性膀肌炎、植物性神经系统病症等。虽然北京也有着第一流的医生和医院,她偏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曾给她的人生历程打上深深的印记,她最浪漫的一段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那天,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一边抽着烟,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话题并不只是涉及作序的事。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莲子于一九二七年底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不久叛变,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她是一个生性好强、不甘寂寞的女人。当年,二十来岁的她,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大报小报登满她的“明星”生活以及跟唐纳、章泯离离合合、打打闹闹的新闻,已经最充分不过地显示了她的个性。

  艾思奇和关锋按照自己的习惯,一边听毛泽东的谈话,一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

  上海解放后,作家书屋停业,姚蓬子闲赋在家,靠着利息打发日子。

  无奈,在延安,在她成为“第一夫人”的时候,组织上告诫过她,不参与政事,她也一口答应。好不容易,她在那里捱过了漫长的寂寞的日子。她自己也明白,新来乍到,羽毛未丰,无法染指党政大事。

  毛泽东的谈兴确实很浓,话题广泛,思维活跃。谈着,谈着,他谈起了《红旗》杂志,陈伯达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姚文元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中共。此人擅长“批判”,人称“姚棍子”。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姚文元两度大打出手,批胡风,打丁玲,驳流沙河,骂巴金,揍艾青……

  进入北京之后,她探头探脑,要管点“闲事”了。

  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所载邵友勋(引者注:朱波的笔名)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谈话中,曾批评过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说他“过去当小媳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有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她挤了进去,也当个委员。

  在对邵友勋的文章评论了一番之后,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陈伯达非常仔细地听着毛泽东的话———虽然毛泽东是在那里趁兴而说:

  不久,姚文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下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全文转载,毛泽东还亲自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称赞了姚文元的文章。由此,姚文元名声大振。

  她并不想当个徒有虚名的委员。她试着管点“闲事”。据她自己后来回忆,她曾“力排众议”,不怕“光荣地孤立”,在电影指导委员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宫密史》”。结果,谁也不予理睬,简直气坏了她。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出身于那样讳莫如深的家庭,能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挥舞“金棍子”,仰仗于主管宣传的张春桥的提携。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了张春桥手下的“小伙计”。

  一九五一年,她总算出过一回风头。那年二月,《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她对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周扬不以为然,竟顶撞了她:“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从毛泽东的这一段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向来“跟准”毛泽东的他,心中有底了。

  正因为这样,当江青交下“大批判”任务,张春桥便力荐姚文元。知道姚文元是曾受到毛泽东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江青也就召见了……

  到了这年五月二十日,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显然,天平的砝码倾向了江青一边。

  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

  密谋批判《海瑞罢官》

  江青趾高气扬了。她第一次露面,率领“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堂邑一带,进行了一个来月的调查。据她说,她冲破了周扬派去的秘书钟惦裴等的重重“阻挠和破坏”。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载经毛泽东修改、江青等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是江青赢得的第一次胜利。

  “向你致谢,‘老夫子’!”江青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为陈伯达向她献媚感到兴奋。年已花甲的陈伯达,连毛泽东都当面喊他“老夫子”。“老夫子”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却表明了与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等“阎王”完全不同的态度,从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

  江青的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朝何方开火?

  她一次次参加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一次次进行“指导”。正当她欲大展宏图之际,于一九五二年二月病倒了,不得不去疗养。

  江青深知毛泽东那段话的分量,催促田家英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并把消息转告张春桥、姚文元。

  那目标,她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便已确定。那天她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就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

  在疗养中,她仍想重返政治舞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她曾忽地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消息:毛泽东十分赞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她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本来,那天毛泽东跟陈伯达等人只是工作漫谈,艾思奇和关锋也只是按平日的习惯记下毛泽东的话,以备今后参考,事先并没有想到要把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为“纪要”。田家英那天也记了些,不过不是每句都记,只记了一些重要的话。田家英只得求助于艾思奇和关锋:“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

  江青仿佛有着不同于众的眼睛和鼻子,看出和嗅出《海瑞罢官》是“毒草”。

  周扬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报》,一个来月过去,居然毫无动静。显然,周扬没有把她的意见放在眼里。

  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两人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的那段话。

  不过,光是江青嚷嚷“毒草”还不顶用。史学家黎澎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语:

  十月十六日,再度发生重大的转折: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评了周扬这样的“大人物”,支持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

  有人知道了,曾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①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毛泽东的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这里所说的“有人”,正是指江青。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其实,田家英这话,只是托词。1959年在庐山上,他就对彭德怀深抱同情。他对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也早有看法,所以毅然删去了毛泽东谈论这两篇文章的那几句话。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遵嘱毛泽东的意见,刊登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        ※         ※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江青第二次又获得了胜利。

  纪要印出来了。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聊天。女教授的答话,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是这样叙述的:

  紧接着,她又病了。一病,就是七年——从一九五五年病到一九六二年。病中,她只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样两个空头官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

  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看没有那段话,先是吃惊,继而震怒。因为他们要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泽东的这一段“最高指示”压人。江青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她决心第三次涉足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

  陈伯达去问关锋:“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①

  她从前两次的较量中,已经有了经验——只有借助于毛泽东的崇高威信,她才能胜利。

  很快地陈伯达和江青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①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一九八八年五期。

  一九六二年九月,就在毛泽东发出“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她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由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后来他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但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却是导致田家英自杀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笔者以上所述,是根据笔者1998年3月初,笔者在北京对不久前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的采访。笔者以为,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关锋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毕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陈伯达也是重要的当事人。据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是无疑的。

  这位女教授的话,使毛泽东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何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不谋而合。

  关锋所叙,是否属实?读者诸君可以从以下种种说法加以比较:

  也真巧,会议期间,知道毛泽东爱看湘剧,于是请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

  于是,“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这一回,她不忙于治病,也不忙于调看内部电影。二月下旬,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说法之一,是1998年8月12日的《作家文摘》所载王凡先生所写的《田家英之死》一文,对笔者采访的关锋的回忆提出异议,认为:

  《生死牌》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又使毛泽东感触颇多。

  何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一、艾思奇没有参加过记录的整理;

  于是,毛泽东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大为感慨。

  说实在的,张春桥对她并不陌生。当年,崔万秋常常跟他说起蓝苹。他从报纸、画刊、电影中,早就认识这位“影星”。他知道她是一个心眼儿小又很高傲的女人,在她面前倍尽小心。

  二、记录是关锋整理的;

  这样,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说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样,当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

  她对张春桥呢,虽说当年同在上海滩,而且说不定还在崔万秋家见过这个穿蹩脚西装的狄克,不过她的眼界甚高,是不大会记得住这样的小人物的。何况,张春桥也尽力假装不知她的底细,一字不提三十年代的往事。他明白,那已成了她的一块心上的创疤。

  三、关锋整理的记录本来就没有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田家英删去那段话的问题。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向明史专家吴晗透露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鼓励他多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

  在柯庆施的介绍下,她与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结识了。

  说法之二,是胡乔木的回忆。田家英夫人董边赠给笔者《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书中收入胡乔木的回忆文章。胡乔木根据田家英生前对他所叙,认为:

  这样一鼓励,吴晗也就积极响应。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接着,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一、那记录的整理者是田家英本人,是田家英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整理的;

  江青这“探测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却硬要说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如此“索隐”,也就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大毒草”。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二、田家英在整理记录时“坚决不提”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不过,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胡乔木的回忆如下: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张春桥在一旁细细观察着。他发觉,江青依然保持当年蓝苹的风度,口若悬河,不断地做着手势,常常放声大笑,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女人。

  1996年初,毛泽东曾向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的文章,谈话的情况家英曾详细告诉过我,当时我们十分不安,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两同志分别在1965年11月和12月被撤,感到政治风云日益紧张险恶。家英对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妇虽深怀戒惧,对毛主席始终敬爱忠诚。正因为这样,他在回京后整理毛主席谈话时,坚决不提《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王、安、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引者注:另一人为安子文)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衔冤辞世。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善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为三点:

  说法之三,是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文章:

  江青先是选择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大批判”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讲话时,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这段话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海瑞罢官》与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个意见先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后来,关锋把这件事告了密,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条罪状。

  的靶子。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说法之四,《田家英小传》的作者彭亚新,他以为: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

  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从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张春桥。

  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意见有保留。为了保护这场批判运动可能伤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泽东这次讲话时,田家英毅然删去讲话中涉及彭德怀的内容。还删去了毛泽东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谈话。

  《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①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在“女客人”坐着软卧包厢离开上海之后,一颗信号弹从上海《文汇报》升起。

  整理讲话的事关锋知道,他与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

  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壁辉”。这是根据江青的旨意,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说法之五,是余广人的文章,他以为:

  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梁壁辉”何许人?俞铭磺的化名。

  田家英认为这篇谈话内容很重要,建议搞个谈话纪要送给中央同志看。在整理时,他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的,和其他附带提到的许多话不必记入纪要。这样,就搞出了一个删去了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谈话纪要。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有鬼无害”论》批谁?批孟超的《李慧娘》,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说法之六,是田家英之女曾自(引者注:田家英本姓曾)和曹应旺所写的《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原文如下: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高潮。

  孟超,江青的老乡——同是山东诸城县人。他比江青大十二岁。早在一九二四年,孟超就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开始写诗、散文,并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人谈话,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谈话纪要时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于是删掉了这句话。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在江青、陈伯达、关锋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条罪状。

  康生支持了江青,于是,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

  一九六一年《剧本》第七、八期,发表了孟超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演出《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赞扬了昆曲《李慧娘》。

  以上六种说法,加上关锋的回忆,总共八种,各不相同。究竟谁的说法更符合真实,有待于历史学家细细考究。

  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作为同乡,江青不仅熟知孟超其名,也了解他的家世。自然,孟超的《李慧娘》的上演,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给这出历史剧“上纲”,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心想,你为“毒草”叫好,连你一起批!

  此后的情况,如同邓力群1980年在田家英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描述的那样: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发表批判孟、廖的文章。无奈,北京并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廖沫沙乃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廖、邓后来被称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后台”。面对北京那样的阵营,江青当然无法开展她的“批判”。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

  她来到上海,发觉有柯庆施那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有张春桥那样的谋士,有姚文元那样的棍子,她得到了支持。正因为这样,她所组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来了。这是她与阿庆施、张春桥第一次“协同作战”……

  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1965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事后不久,被一个混进党的坏人告发,从此对他定下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大罪……

  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

  关于这第一篇批判文章,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把她的“认识过程”谈得很清楚:

  家英同志对于混进党内并身居高位的坏分子,像陈伯达、江青之流,很早就看出这伙人的恶劣品质,曾长期同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并被他们恨入骨髓。撬掉田家英,是陈伯达与江青的第一次“联合行动”。陈伯达早已恨透了田家英,这一回借助江青之力,既除了宿敌,又赢得江青的信任,陈伯达可谓一举两得。

  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如今,人们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两出戏的书记”

  从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经柯庆施的介绍,她已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的姚文元,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手中的权力有限。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新鲜,新鲜,身上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的张春桥,忽然借起电唱机、录音机来了。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成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新鲜,新鲜,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张春桥家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唱京戏的声音。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注:戏,指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没有看过。

  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忽然成天价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在那里细细听着《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群英会》、《三岔口》。

  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引者注:吴晗著),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恨只恨,当年的狄克怎么只顾着骂鲁迅,不去学几句京戏?如今,只好“临时抱佛脚”了。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古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从“女客人”那里得知她要“立”,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张春桥就马上意识到,赶紧学点京剧!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结识“女客人”之后,张春桥发觉,一旦得到她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她是比柯庆施更好的“梯于”。投其所好,顺着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一条接近她的捷径。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意儿。”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我对西皮有怕。”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万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灌。

  须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山东王泊山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只有懂得她的“行话”,才能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一个门外汉,张春桥费煞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本来,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可惜,当时的她对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①作者为姚文元。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刘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①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已在《“四人帮”兴衰·姚文元传》中详细述及,此处只是约略一提。

  张春桥刚刚失了一个“球”,紧接着又失了一“球”!

  这篇“宏文”,便是江青往来于京沪,“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

  那是在一九六三年秋,江青又看中了“上海货”——沪剧《芦荡火种》,却推荐给北京京剧一团去改编京剧《沙家洪》。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北京京剧一团排演好《沙家洪》,江青还把演出《芦荡火种》的上海人民沪剧团请到北京去!

  而终于露面的。

  张春桥连失两“球”,着急了。他对江青说:“上海不光是‘破’,也能‘立’呀!江青同志,给上海交任务吧,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

  虽然署名“姚文元”,实际上,作者应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是此文的“第一作者”,理所当然。最初看出《海瑞罢官》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便是她。

  终于,江青给张春桥交任务了。江青又来上海了,那是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形容,这次观摩演出是“在何庆施同志领导下,在江青同志关怀下”举行的。

  张春桥的嘴巴向来很紧。不过,据《海港》编剧李晓明回忆,张春桥有一回得意起来,曾对他说:“以姚文元名义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少内容是我写的。”

  柯庆施在会上慷慨激昂,讲话的口气是非常硬的;“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适应”,“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这样一发“重磅炮弹”,选中上海《文汇报》“发射”,是因为上一次那篇《“有鬼无害”论》也是在这家报纸发表的。上海两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当时的《解放日报》乃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属于“党报”,倘若发在《解放日报》上容易被看成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而《文汇报》历来有“民间报纸”

  柯庆施如此有恃无恐,敢于断言戏剧界“十五年来成绩寥寥”,是因为十多天前——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送去的《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写下一段至为重要的批示——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两个批示”中的一个。

  的“身份”,便于“展开讨论”——“钓鱼”也。

  这个批示,三年后成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

  至于署名姚文元,是因为姚文元尚未显赫,不过是“青年文艺评论家”,便于持不同意见者跟他“讨论”。那时的张春桥,已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署上他的名字,“官方文章”的色彩太浓了。

  各种艺术形式—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夕,江青于十一月二日出现在北京首都剧场,审查北京京剧团的《红岩》。她的公开露面,不知内情者会以为此后一个多星期在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跟她毫不相干。(稍早一些日子,十月十三日,她在中南海曾与电影《南海长城》摄制组谈过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姚文元的文章,是在上海发表的,而攻击的矛头是指向北京,指向中共北京市委。江青知道,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前,在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问过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彭真便一直担任此职):“吴晗是不是可以批判?”吴晗,北京市副市长也。彭真显然护着吴晗,含糊其词地答曰:“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

  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中,江青走到哪里,张春桥就跟到哪里,张春桥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指导排演”《智取威虎山》。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天,彭真便得知这发生在上海的异常动向,当即嘱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十一月十日的《文汇报》——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这么一来,《智取威虎山》打上了“江记”印戳,成为上海第一出由“江青同志亲手培育的革命样板戏”。

  江青关注着中共北京市委的反应。《文汇报》驻北京记者站陷入了最忙碌的时刻,记者在北京四处活动,收集对姚文元文章的“反馈”信息。这些信息刊载在内部刊物《文汇情况》上。周恩来发觉了《文汇情况》不正常的“情况”。张春桥赶紧改为另出《记者简报》,不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绕开了周恩来。江青从《记者简报》中掌握着各方动向。

  张春桥乐了,上海也终于有了“样板”。

  从十一月十二日至二十六日,上海《解放日报》、浙江《浙江日报》、山东《大众日报》、江苏《新华日报)、福建《福建日报》、安徽《安徽日报》、江西《江西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元文章。这表明,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紧接着,一九六四年冬,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海港的早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江青对张春桥说:“《海港的早晨》也可以改编成京戏嘛!”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乃是范瑾,黄敬原先的妻子。

  哦,第二个任务也下达了。

  黄敬自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九月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四月,又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在大学里只读过一年数学,一年物理,此时为了胜任技术方面领导工作,每夜自学,竟把福里斯著《普通物理学》四卷本中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著名的“南宁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黄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会议气氛变得紧张、激烈。出席这次会议之后,黄敬坐飞机从南宁飞往广州。在飞机上,黄敬突然旧病复发——一九四四年冬他曾因精神病而不得不休养,这时再度发作了,他在飞机上离开座位站起来,激动地说胡话。飞机抵达广州,陶铸闻讯,派人急送黄敬诊疗。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离春节只有八天,黄敬遽然病逝于广州,年仅四十六岁!薄一波主持黄敬追悼会并致悼词,称黄敬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在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又红又专的号召上,在我们中央委员中间他是钻研得比较好的一个。”

  张春桥抓《智取威虎山》,抓《海港》,在上海树起了两块“江记”的样板戏。

  在黄敬去世后,范瑾再婚。她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她理所当然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张春桥因此博得一个雅号:“两出戏的书记”!

  压力不断增大,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

  江青剋了张春桥一顿

  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姚文,彭真不得不给范瑾去电话,指示《北京日报》转载姚文。这样,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当《解放军报》转载姚文时,《北京日报》也转载了。翌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又过一日,《光明日报》予以转载。这样,江青在上海《文汇报》上发射的“重磅炮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张春桥抓“样板戏”之“乐”、之“甜”,是人所皆知的:张春桥正是借助于这条捷径,迅速地接近了“第一夫人”,博得了她的好感,从此扶摇直上。

  江青不断地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指示”,以求“扩大战果”:

  可是,内中的苦、酸、辣,却是外人莫知。向来守口如瓶的张春桥,大约是太累了,大约是太烦了,偶然地吐露真言。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那是张春桥的一位熟友,回忆往事,对笔者谈及有趣的一幕: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康平路,他遇见多日未见的张春桥。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他拍了张春桥的肩膀:“老兄交鸿运啦!”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唉!”张春桥竟喟然长叹。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怎么,还叹气?”他感到奇怪。

  据上海《文汇报》前总编陈虞荪及总编办公室主任全一毛①对笔者说,那时张春桥简直成了《文汇报》的“太上皇”。张春桥三天两头召见陈虞荪,向他下达种种“指示”——内中不少来自江青,却不许作记录。陈只得用脑子硬记,一离开张春桥那里,便直奔报社,复述给全一毛,由全一毛记录成文,以便贯彻执行……

  “一言难尽,太累了!”面对老朋友,张春桥这一回并不掩饰。

  ①本书作者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五日采访陈虞荪,同年九月十一日采访全一毛。

  “日夜写文章?”他问道。

  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上海《文汇报》刊登各种反姚文章,为的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

  “不是写文章,是做记录。她的每一句话,我都要记下来。特别是在看戏的时候,她喜欢看到哪里说到哪里。剧场里那么暗,我记的时候看不见字,回家以后要重新整理,怎么不累?”张春桥叹毕,忽然意识到什么,马上闭紧了嘴,急匆匆走了……

  于是,“向阳生”出动了——向阳生,亦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倘若当年他不对老朋友说出这番真话,今日的人们恐怕很难想像张春桥那时候的苦、酸、辣。

  于是“方求”出动了——方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写作组。

  “女客人”是个乍乍呼呼的女人。她的话,一天可以装一箩筐。她随时随刻都要发表“指示”,而她的“指示”又往往那么琐碎,那么拉杂,从演员的衣服上要不要露出一点儿棉花,到背卡宾枪呢还是拿“三八式”,她全要发表“指示”。而她又是一个喜欢耍脾气的女人,一点她讲过的“指示”没有照办,哪怕是她提出的门帘上多打一块补丁的“指示”没有照办,她都要发火,要训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论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伺候这么个“女客人”,真把张春桥弄得苦不堪言。

  戚本禹和关锋助了“三通鼓”

  她,“淌着心上的血”,“培育”着“革命样板戏”。张春桥这位“两出戏的书记”,笔不离手,本子不离手,只要她讲一句,他就记一句。每一回,张春桥向京剧院传达“江青同志指示”的时候,总是详详细细,一字不漏。

  南北对垒,毛泽东离京南行。

  也真“难为”张春桥,在笔者所看到的各“样板戏剧团”整理的“江青同志指示”中,唯有张春桥来自整理的那几份最为详尽。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十一月十九日抵达上海。毛泽东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张春桥所整理的《江青同志对京剧(智取威虎山)的指示》,长达万言,几乎达到“有言必录”的程度: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舞台调度,杨子荣一上来就来了个武生的亮相,这样不好。应该跟着锣鼓点子上来,吧相亮在报告、敬礼的地方,灯就打在他在脸上。

  林彪在会上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篡军反党”。于是,这位身材高大的有着“罗长子”之称的大将被罢官,杨成武出任代理总参谋长。

  在李妻被土匪打死的时候,老太太要用低的声音喊出“孩子他娘……”这要过硬,声音低,又要送到最后一排观众的耳朵至。不能大喊大叫。

  此后,毛泽东下榻于杭州。

  杨子荣可以从容地脱掉大衣。脱大衣要注意方法,不能顺便一放,杨子荣可以搞一个姿势,表现隐蔽自己。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作了长谈。①

  白茹要急着去救孩子,可以用葡萄糖合炒面,给孩子吃。

  ①笔者自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起,曾多次访问关锋、另外,也多次访问了陈伯达。有一些文章说戚本禹也在座,陈伯达、关锋否认些事。笔者访问戚本禹时,他同样说,他没有参加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虽然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及他。

  演员中没有一个搓手表示天气冷的。

  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过文中没有点翦、吴的名字),也说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

  小分队要改名字,小分队是苏联的称号,当时东北常用的是剿匪队或追剿队。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

  光是“有言必录”、“句句照办”还不行。江青常常坐一个主意,站一个主意。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昨儿个这么说,今儿个那样讲。辛辛苦苦、战战兢兢的张春桥,少不了挨她的剋。

  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

  难忘、难忘,《智取威虎山》折腾了一年多,江青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再一次看了,竟批评起张春桥缺乏“牛劲”,使张春桥捏了一把汗!

  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①

  江青那天的讲话记录,依然是张春桥整理的。她对上海“基地”的批评,火辣辣的:

  ①引自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上海是一个战略重地,各方面进步很大,上海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但是,京剧弄不好,恐怕是:

  江青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话,欢欣鼓舞,嘱令整理毛泽东谈话记录。艾思奇和关锋花了一通宵,写出《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交给回家英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以上的那段话。

  一,劲头用得不对;

  ②这一谈话纪要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经彭真批发印出。江青见少了她最感兴趣的那段话,追查责任者。田家英因此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谈话记录”的罪名,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吊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中。他含冤离世之际,年仅四十四岁!

  二,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②笔蜊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十七日对田家英夫人董边的采访。

  三,缺乏点牛劲。

  听说毛泽东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王若水赶写了《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化名“思彤”发表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此文首次公开提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我是外行,但是还有点牛劲,要坚决贯彻党中央文艺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加入了批《海瑞罢官》的行列,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这样,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笔杆子”。

  不达到目的,难下火线。医生命令我休息,可是放不下心。……

  与成本禹几乎同时,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

  《智取威虎山》的问题是一平、二散,三乱。要收缩。

  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被压下。

  去年看还满新鲜,今年看,不新鲜了……

  一月十七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开北京三报三刊会议,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他说,根据彭真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

  唉,唉,去年六月,毛泽东和江青看了《智取威虎山》,鼓了掌,说了好,和剧团合了影,张春桥喜开心。今儿个怎么“不新鲜”了?!她的讲话的口气,是那么的不满意。张春桥的脊背都冰凉了!

  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言”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要知道,在那光度不足的剧场里,她一边看《智取威虎山》,一边喋喋不休地品头评足,那每一句话都变成文字,记在张春桥的本本上。她的每一条“指示”,张春桥都坚决照办。怎么又落了个“发现了问题,不能及时改”?!

  这么一来,戚本禹、关锋两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当然被压下了。

  过了四十天——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江青在上海看了京剧《海港》。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十一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剧组,又是泼了一通冷水,把张春桥弄得晕头转向。她的话,叫人吓得汗毛都竖了起来:

  戚本禹、关锋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电话:“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戏走了弯路。音乐听了四段,觉得喧宾夺主。细看下来,距离淮剧太远。我很纳闷,同志们说尊重我的意见,可实际上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其实我的意见很明确,曾和张春桥同志谈过……”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四月二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听到这里,张春桥的脑袋嗡嗡作响了。她的话已经明白不过,跟你“春桥同志谈过”,你“却又不照我的意见做”!

  戚本禹所谓“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罢官》跟彭德怀联系起来,证明“海瑞就是彭德怀”。

  她像扫机关枪似的,一连串的批评:

  为了辩解,吴晗曾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排出一张时间表:

  “布景像鸡窝,没有一点黄浦江的气慨。”

  《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庐山会议是两个月后才发生的事;

  “主角树得不够。”

  《海瑞罢官》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姚文元文章中提及的“单干风”、“翻案风”是此后才发生的。

  “金树英(引者注:也就是后来的‘方海珍’)是个雷厉风行的人,怎么那样笑咪咪的样子!服装也不朴素,头发也不像样子。距离人物十万八千里,怎能谈到豪情壮志!”

  戚本禹的文章,那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列宁的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由此来证明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表明了他的“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已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海瑞骂皇帝》!也正是“预知”了“单干风”、“翻案风”,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首先是剧本问题!”

  成本禹写道:“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

  “我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为什么把戏搞成这样?这个戏把我搞得糊涂得不得了!”

  吴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江青这两次发威,把“两出戏的书记”吓懵了!

  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到这种地步,是当年“左”派笔法的特色。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其实,遇上姚文元、戚本禹这班“左”派秀才,那才是“有理说不清”!

  天知,地知,张春桥心中的苦闷,倘若不是那天偶尔在老朋友面前泄露了一点点,有谁知晓?!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几天,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关锋、林杰的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张春桥最为苦闷的是,他失去了他在上海的靠山——柯庆施。江青不论在批评《智取威虎山》还是批评《海港》的时候,都怀念着刚刚逝世的何庆施:

  戚本禹、关锋的“攻要害”的文章的发表,倒是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山下助你三通鼓”!

  “何庆施同志应该永远纪念他。他始终是站在第一线的。”

  前往苏州请“尊神”

  “你们一定要搞出样板来,才对得起上海人民,才对得起党,对得起去世的柯庆施同志。”

  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是一座不平常的建筑。锦江饭店的建筑群中,原本没有这座小礼堂。那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以二十一天的神奇速度,建成了这座小礼堂!

  柯庆施之死

  原来,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论住宿条件,首屈一指的当然是上海锦江饭店。遗憾的是,那儿没有会场。于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建造一个会场。由于出席会议的中共委员、中共候补委员不过一百六十一人,加上列席人员也不过二百多人,造个小礼堂也就够用的了。

  何庆施的溘然而逝,对于张春桥来说,忧喜各半:柯庆施一向是张春桥的强有力的支持者。他的死,使张春桥失去了背后的支柱;但是,也正因为失去了柯庆施,江青“建设”上海“基地”,就倚重于张春桥了。于是,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以至后来借助于“一月革命”成为上海的“第一把手”。

  建造时定下“庄严、朴实、适用、保密”八字方针。设计方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审核,由周恩来审定。为着保密,小礼堂的窗玻璃是双层的,可以隔音。室内铺着红地毯、绿桌布、咖啡窗帘、灰色软椅。毛泽东曾赞扬了这座小礼堂的设计者、建设者。

  柯庆施的死,非常突然。

  此后,把上海作为“基地”,把锦江饭店当作“营寨”的江青,也就看中这座小礼堂。一回回接见“样板戏”剧组,一次次“内部观摩”电影,都在这里进行。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音员低沉沉的声音,在全国成万上亿部收音机里响着:

  一九六六年二月,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江青召开了特殊的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她自己在内不过五个人。虽说名为“座谈会”,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的是她一个人。比起她在上海抓“样板戏”,组织写作两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个小小的座谈会的分量似乎更重。两个多月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当这个座谈会的“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时,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剧烈的震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便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患重病治疗无效,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在成都逝世,享年六十三岁。

  一九六六年春天,是一个特殊的春天:二月,毛泽东在武昌,此后坐镇杭州。

  在这里,需要插叙一句的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当张春桥下台前夕,他所担任的职务,竟与何庆施去世时的职务一模一样!其中,只是因为“文革”中取消了“中共中央华东局”,故张春桥没有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之职;另外,“上海市市长”则改换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其余一字不差。正因为这样,说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这“取代”两字是非常准确的。

  林彪则住在苏州。江青呢,下榻于“上海基地”。

  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柯庆施去世消息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柯庆施遗照和中共中央讣告。

  一月二十一日,是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的轿车,出现在苏州。她是从上海到这里,专程向林彪拜年。

  此后,新华社连日报道为何庆施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仪式:

  林彪,正处于直线上升中的人物: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紧接着,随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林彪旋即取代了他,出任国防部部长。不多日,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委工作。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的罗瑞卿之后,林彪在军内更是说一不二了。林彪的直线上升,在于他不断地“鼓吹”毛泽东。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

  十一日中午,一架专机载着何庆施骨灰盒,由成都飞抵北京。

  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十三日上午,首都各界一万三千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公祭何庆施大会。

  江青,她正要作为一颗“新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升起,她要借助林彪之力托起。当然,林彪也明白“第一夫人”的分量,借助于她,对于林彪的进一步上升也至关重要。就这样,出于彼此的政治需要,通过这次“拜年”,江青和林彪一拍即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主祭。

  用江青的话来说,她的苏州之行,是前去请“尊神”。此言颇有来历:一九六二年第三期《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了霍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霍白音呼吁去除陈规,破除“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他说,“诸神各显神威,满天撤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各种符箓和咒语。在诸神合力交攻之下,艺术家只得束手束脚,抱头觅路。”江青把这位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的文章,已列入“大批判”的计划之中。不过,她由此却对“神”产生兴趣。她说要求助于解放军这“尊神”。

  同日下午,上海万人追悼何庆施。大会照片上,最醒目的地位站着当时正在上海的林彪。他脱掉帽子,露出没有一根头发的秃头。在林彪右首,隔着好几个人,站着满脸哀容的张春桥。

  就在江青离开苏州不久,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名字怪僻的小胡同——拐棒胡同内一座四合院,响起了电话铃声。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的住宅,电话来自苏州“林办”,那熟悉的女声一听便知是林彪之妻叶群……

  同日,华东六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分别在各自的省会,为柯庆施举行追悼会,出席者有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方志纯、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访问了刘志坚将军。他感慨万千,用一口湖南话向笔者细叙“文革”往事,他的夫人刘莱瑛不时在一旁加以补充。

  可以说,何庆施的追悼仪式,够隆重的了。

  刘志坚是湖南平江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共,不久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他参加过长征。解放后,他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他担任总政副主任时,主任是肖华上将。肖华,十二岁入团,十四岁入党,十八岁就当上“少共国际师政委”。不过,他身体不大好,总政的日常事务由刘志坚负责。正因为这样,叶群的电话打到刘志坚那里。

  一九六五年五月八日,柯庆施之子何六六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忆爸爸,学爸爸,做坚强的革命接班人》一文,是当时报刊上唯一透露了柯庆施之死点滴情况的文章:“您这次得病,来势非常厉害。当您处在昏迷状态时,说话已很不清楚了,但您还是关心着国家大事,还在断断续续地询问工作情况……”

  叶群转告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其实,柯庆施在一九六四年已发现患肺癌,在上海华东医院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癌的肺叶。不过,当时柯庆施的病作为“绝密”消息,连“柯办”的几个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江青跟部队向来没有什么联系,这一回怎么忽地要“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了呢?

  切除肺癌之后,何庆施的身体已很虚弱。一九六五年春,嫌上海太冷,他到广州疗养,然后又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和正在成都休养的贺龙之邀,于三月二十三日前往成都。

  早在延安的时候,刘志坚就认识江青,只是看不惯她“挖墙脚”,对她印象不好,没有太多的交往。

  一九六五年四月五日,正值清明节。中共四川省委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在晚上设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何庆施。

  前不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在上海接见崇武海战作战有功人员。崇武海战发生在这月十四日凌晨,东海舰队舰艇部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击沉蒋军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猪潜艇“永泰号”。正在上海的江青找罗瑞卿,说道:“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于是,罗瑞卿给刘志坚打了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刘志坚遵命,指示《解放军报》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算是多年以来,刘志坚跟江青有了第一次间接的工作联系。就在《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后一个多星期,罗瑞卿就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遭到批判,撤消了总参谋长职务……

  席间,有人提议,男宾、女宾分桌,夫人们另开一桌。于是,何庆施夫人于文兰坐到女宾桌那边去了。柯庆施大笑:“今天解放了!”本来,柯庆施有病,只能吃清淡饮食,忌油腻,夫人遵医嘱,很注意“管制”他的饮食。那天,柯庆施一“解放”,尽兴而食,从晚六时入宴,至晚九时才回招待所卧室。

  刘志坚接到“林办”电话,当即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说:“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虽说“林办”点名要肖华去,肖华还是坚持不去。这样,刘志坚就只能去了。

  何庆施回屋后,看了些文件。临睡前又吃了一把炒花生米。

  肖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人员名单:既然是文化方面的事,当然派总政文化部部长谢螳忠、副部长陈亚丁参加。另外,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也应当去。

  夜十二点多,何庆施腹痛。柯庆施保健医生胡某马上前来诊治。

  这一名单经总政党委讨论同意,也就定了下来。另外,除这四名正式代表外,还指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即秘书刘景涛,以及熟悉三大战役的《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

  凌晨二时多,胡某挂长途电话给上海高于医院——华东医院院长薛邦棋,通报了何庆施的病情。

  临行,深知江青其人的肖华,对去沪的六名人员“约法三章”:

  清晨六时,因柯庆施病情加重,柯庆施秘书打长途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要求火速派上海医护小组前来诊治——虽然四川医生已守候在柯庆施床前,但柯庆施宁肯相信上海医生。

  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

  当天中午,一架专机载着第一流的上海医疗小组,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率队,飞往成都。

  第二,只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

  经过几天的抢救无效,柯庆施于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去世。

  第三,对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争,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和中国医学院副院长吴阶平教授专程从京飞往成都,主持抢救工作。在柯庆施死后,又主持了柯庆施尸体解剖和病症研究。经北京、上海、四川三方医师共同论定:

  就这样,二月二日上午,一行六人前往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乘坐一架“伊尔-14”飞机,直飞上海,住进上海延安中路上的延安饭店——那是一所部队开设的饭店,接待军中往来人员。尽管出入那里的差不多都是穿军装的,刘志坚一行六人却换上了便服,因为“座谈会”是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穿军装进出那里反而显眼。

  柯庆施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

  刘志坚奉命前来上海

  “文革”中,红卫兵的传单说什“柯庆施被‘走资派’谋害而死”,纯属子虚乌有之谈。张春桥曾派专人调查过柯庆施之死,欲加罪于参加抢救的上海医生,也因查不到任何真凭实据而罢休

  刘志坚一行住进上海延安饭店之后,当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来了“思想武器”,那便是“座谈会”的必读文件——《毛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①、《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提携于会泳

  ①这封信的原文是写给“绍萱、燕铭同志”,此时却被改成致延安平剧院。平剧,即京剧。延安平剧院在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平剧《逼上梁山》,是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剧。由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齐燕铭所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被免除,所以此信也主动删去了他和杨绍萱的名字。另外,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也被删。删改后的信曾发表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直至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三口《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此信,才根据毛泽东手稿恢复原貌。

  自从柯庆施死后,“女客人”接连来沪。每一回,火车还没有驶进上海北站,张春桥已经肃立月台,迎候“女客人”了。

  文件送到不久,江青的“特使”到达延安饭店。此人并非部队干部,似乎与部队文艺座谈会无关,却介入了这一座谈会,表明此时他已成了江青的亲密伙伴。

  不过“女客人”的唠唠叨叨,出尔反尔,使身上没有“京剧细胞”的张春桥暗暗叫苦不迭。张春桥已成了“四出戏的书记”——江青又把芭蕾舞剧《白毛女》和京剧《奇袭白虎团》的担子,压在了张春桥的肩上。其中,《奇袭白虎团》是山东京剧团的节目,江青也要张春桥代管。

  他便是张春桥。刘志坚跟张春桥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那是一九六三年,中苏友协派出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团长是刘志坚,副团长便是张春桥,不过,那次一起赴苏,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已。

  再苦,再辣,再酸,再累,张春桥心里还是甜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搞“样板戏”,为的是有机会接近“第一夫人”。

  这一回,张春桥被“第一夫人”所看重,派他来接刘志坚,一起去坐落在华山路上幽静的丁香花园。这一回,江青住在那里。丁香花园,在寸土尺金的上海,难得拥有成片的绿草地和众多的树木。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个高级招待所,设在那儿。

  不过,“狄克”的善长,向来是“破”,却不是“立”。他用棍子横扫过文坛,而他自己在文学上并无建树。

  以“丁学雷”为笔名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丁香花园之侧的一座小楼里,那“丁”便取义于丁香花园,而“学雷”乃学习雷锋之意。

  在一九六五年春,江青把一项绝密的“大批判”任务交给了张春桥。他很想物色一个“忠实”的内行,替他分挑那“样板戏”的重担。

  刘志坚夹着公文包,在张春桥陪同下,步入江青住处。

  就是这个时候,江青的一句话,帮了他的大忙。那是一九六五年六月,江青在听《海港》剧组一个女演员试唱的时候,忽然问了张春桥一句话:“于会泳是什么人?”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江青笑道,“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张春桥一时竟答不上来。

  刘志坚习惯于“公事公办”。他打开公文包,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转达一份电话记录。

  幸亏他是一个极有心计的人。回到中共上海市委,他就派人调查:“于会泳是什么人?”

  那是叶群打给刘志坚的,要他仔细作了记录,所记的是林彪的一段话:

  一查,哦,明白了:于会泳原来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的教师。普普通通的“小人物”。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此人原本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会唱唱《夸女婿》之类,就当了个文工团团员。

  林彪的这一段话,显然使江青感到非常高兴,林彪不仅对江青作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要她“指导”部队文艺工作,这就使由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变得“名正言顺”。这个座谈会后来被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这“委托”就源于此。

  一九四七年,在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之际,他写好一封信,藏在自己包袱里,以防不测。信上写着:

  江青呢,她除了请刘志坚转达她对“林总”的谢意之外,还对刘志坚恭维了一番:“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蒋军官兵弟兄们:现在贵军进攻胶东,我的生死难保,可怜我家里有老母在堂,官兵弟兄们如果搜查出这些东西时,恳请寄到我的家里,我将永世不忘你们的大恩大德。

  在这样双方客气了一番之后,江青说及“座谈会”怎么开:“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他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手中,他的信也没有落进“蒋军官兵弟兄们”

  结束了这次见面性的谈话之后,下午五时,在锦江小礼堂,江青跟来自北京的一行六人见面,张春桥仍作陪。

  手中,却从包袱中抖落在地,被别的战士拾到了……他,受到了上级的批评。

  江青宣布了会议的“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甚至还查问,他们有没有带窃听器,看样子这座谈会是非常神秘的。

  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九月,他离开山东烟台文工团,进入上海的“第一期音乐教育干部训练班”学习。培训了一年之后,他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工作。

  江青说起了为什么要印发毛泽东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关于平剧《逼上梁山》的信,那是信中有一段话:

  他倒有点小聪明。他结交了一个双目失明的盲艺人,把艺人唱的单弦曲于记录下来,以他于会泳的大名拿去发表。这样,他算是有了一本“专著”。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

  他懂点京剧。当《海港》剧组成立后,他被调去为一部分女卢唱腔作曲。他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就连江青一次次接见剧组,也没有他的份。甚至连张春桥都没有注意到剧组里有这么一个人。

  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江青怎么会问起“于会泳是什么人”呢?

  江青借此发挥说,尽管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那是于会泳的文章,引起了江行的注意。此人进入《海港》剧组,虽说见不到江青,却听见了江青讲话的一次次传达。他反反复复捉摸着“江青文艺思想”。他依据江青对京剧的见解,分析京剧的念白和唱腔。他领会“江青文艺思想”显得比人家“深刻”:别人只会说“江青同志指示要我们这么做”,他却能说出“江青同志为什么要指示我们这么做”。他居然详细地分析了江青曾说过的某一句唱腔中的拖腔放在某个字上好,这“好”究竟“好”在什么地方……

  江青这番话,使来自北京的军人们明白了“座谈会”要谈些什么——并不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他的文章在上海的戏剧杂志上发表,因为与“样板戏”创作有关,有人送给江青看。

  当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尽“地主之谊”,宴请江青和刘志坚等六人,张春桥依然作陪。

  江青正在地张春桥,嫌张春桥对京剧太外行。她猛然发觉,上海有这么个难得的“内行”!

  晚上,江青在锦江小礼堂请刘志坚等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是珠江电影制片厂一九六二年出品的故事片,编剧周万诚、方徨,导演方徨。影片描述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千里驹”师被歼。解放军指导员宋志刚和一支小分队奉命押送被俘的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一路上,腹背受敌,小分队“逆风千里”,终于完成了任务。这部影片虽是“地方”电影厂(这是对非军队系统电影厂的习惯称谓)拍的,但表现的是部队。江青一边看电影,一边说这部影片“美化敌人,把敌人当成主人公来描写,让敌人占领了我们的银幕”……刘志坚等只得“洗耳恭听”,又不准作记录,记不住她的意见又无法回去汇报……

  张春桥呢?他也巴不得有个“内行”来做他的助手。

  就这样,“座谈会”在上海开张了。

  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到上海音乐学院,告知江青要在锦江饭店接见于会泳,使于会泳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跳起舞来。

  “一人谈”的“座谈会”

  急急地跨上自行车。平时不修边幅的他,跑进理发店,吹风,上油,脸刮得光光的,没有一根胡茬子。

  这是世所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罢了!

  急急跨上自行车。一口气跑了两、三家,才算借到一身中等个子的“体面衣服”。

  “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十三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不断地在家里踱方步。一会儿扮演江青,一会儿扮演自己,排练着见到江青时该保持什么样的姿势,预计江青会向他提些什么问题。就连只有江青先伸手,自己才能跟她握手这样的细节,都考虑周全了。

  最使刘志坚为难的是,在江青午睡起床后,嘱秘书打电话,要刘志坚前来谈话。

  头一回有轿车来接他出门。才两、三分钟,就从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来到一箭之遥的锦江饭店。

  这时,江青谈,刘志坚听,又不好作记录,又生怕漏掉她的“重要意见”。每次谈毕,刘志坚一回去,赶紧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转述,由陈亚丁作记录,以免日后忘掉。这么一来,刘志坚简直是充当一台“录音机”!据刘志坚回忆,这样的个别交谈,江青跟他谈了八次,每次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

  江青和张春桥,一起接见了他。

  正儿八经的“集体座谈”四次,刘志坚等六人都参加,其中一次是头一天见面,另一次是二月九日和《南海长城》剧组谈话,因此实际上只两次。

  江青对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完全出乎他的意外,是他事先“彩排”时没有估计到的“台词”。江青紧握着他的手,说道:“你的文章我看过了,我们早就认识了!”

  会议中间,二月九日,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于二月十日飞回北京向肖华汇报,十六日再去上海。江青所谓“有事”,是从上海去杭州,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二月八日在武昌跟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作了谈话,翌日去杭州。江青得知,由上海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打听彭真的动向。那时,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刚刚写出《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要以她在上海举行的“座谈会”,跟彭真的《二月提纲》相抗衡。

  于会泳一听,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经过中间“休会”之后,“座谈会”在十六日继续举行。到了十九日,江青说:

  “江青同志,你是革命样板戏的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台美术设计师。”于会泳一口气说出了“四个第一”,顿时使江青像服了一贴兴奋剂一般。虽然她常听说“呕心沥血”之类词句形容她对“革命样板戏”的“贡献”,却从来没听见如此“亲切”、如此“高度”的评价。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样,终于结束了这个奇特的“一人谈”的“座谈会”。

  一个爱虚荣,一个爱拍马,真是一拍即合,那天的谈话是那样的投机,江青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

  刘志坚刚刚如释重负,透了一口气,又犯难了。这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东言西语、颠颠倒倒的“一人谈”,怎向总政汇报?怎向林彪汇报?

  此后的于会泳,成为“江记喇叭”。辑录于会泳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倒是真实地勾画出这个“江记喇叭”的形象:

  所幸每次“一人谈”之后,存有陈亚丁根据刘志坚的回忆所作的记录。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汇报提纲》,约三千多字,以供向上汇报之用。

  对江青同志的话,一是要吃透,二是要紧跟。

  二十日晚,这份《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三十份。

  江青同志的指示,言语不多道理深!

  这时,刘志坚陷于踌躇之中:要不要把《汇报提纲》送江青过目?

  紧跟江青同志,就是胜利。

  刘志坚曾对笔者说及自己当时矛盾的心理:“不给她看吧,日后她知道了,肯定会发脾气,会责问为什么背着她搞,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事先未跟她打过招呼,而且这份记录只是供汇报用的,她不见得会满意。”

  在文艺界,只有一个中心,没有两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江青同志。

  经过四人反复讨论,以为还是送一份《汇报提纲》给江青为好,因为江青迟早会知道此事。于是,在二十一日,刘志坚把一份《汇报提纲》交给了江青。

  江青同志发展了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英雄旗手。

  二十二日,刘志坚一行离沪飞往济南,向正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并送上一份《汇报提纲》。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说道:“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空白。江青同志搞的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林彪如此说,刘志坚以为这下子可以“交差”了。

  样板团的人员,要永远铭记在江青同志领导下的幸福,做江青同志的兵的光荣。

  这样,二十三日上午,刘志坚心情轻松,跟其余五人一起乘飞机由济南回北京,“打道回衙”了。

  样板戏是江青同志淌着心上的血搞成的。

  飞机刚刚在北京机场着陆,刘志坚才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通知他:上海来了长途电话,等他去接!

  在江青问志领导下,京剧革命一步千滴汗,步步走向前。

  刘志坚在战争中受过伤,腿脚不灵便,此刻仍加快步子走过去。一听电话,是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给刘志坚浇了一盆冷水:“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全国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江青同志!

  江青的秘书还说,江青已把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刘志坚立即派人去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江青同志是北斗星,长明灯!

  这一突然变化,使刘志坚等感到意外。他马上给肖华挂了电话。当天下午,刘志坚一行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

  于会泳对《拍马经》,看来是极为精通的了!

  肖华关照:“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于会泳也曾吹吹拍拍过张春桥。悄悄地,张春桥找于会泳个别谈话,关照道:

  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就匆匆再飞上海——一个月内,第三次飞往上海。

  “不要宣传我,要集中宣传江青同志。”于会泳马上悟明了其中的奥妙。

  陈伯达、张春桥参加改《纪要》

  于会泳果真“集中宣传江青”。他居然还有一套“理论”:宣传江青不怕说过头话!有些过头话,即使被江青圈掉,其实她心里是高兴的!

  陈亚丁飞抵上海,见到了江青,才知道内中的原委: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写出一份《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于是,他竟吹捧江青有着“鲁迅那样的一副硬骨头”!

  两位“大秀才”——陈伯达和张春桥,参加了修改工作。陈伯达也只是“客串”,一起看过几回电影。张春桥算是参加较多的一个,但也没有出席全过程。由这两位“大秀才”参加修改,说穿了,也就是把江青那些琐琐碎碎、唠唠叨叨的话,上升为“理论”。

  在江青和张春桥的“提携”下,于会泳坐上了火箭:一九六五年六月,他与江青第一次见面时,还不名一文。转眼几年间,他成为上海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以至成为中共中央委员。难怪他得了个雅号——“政治暴发户”。

  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谈了两点很有“水平”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对于于会泳来说,那是终生难忘的日子……

  第一,“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注:十七年指一九四九年到当时的一九六六年),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

  那是《智取威虎山》和《海港》两个剧组前往北京演出,刚刚住了下来,一辆红旗牌轿车急驶而至。

  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注:王明三十年代在上海所实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转为右倾机会主义,此处,不知为什么“理论家”把王明说成右倾机会主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从车上下来两个一身戎装的中等个子的男人,一望而知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第二,“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剧组头头三步并成两脚,迎了上去。

  对于陈伯达的指点,江青欢欣鼓舞:“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于会泳怎么没有来?”已经是“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话,口气就是冷飕飕的。显然,他对上海的情况了然若指。

  两位“大秀才”为江青捉刀,前前后后改了八稿,内容从最初的三干多宇增至一万字。

  “他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审查去了。”剧组头头答道。

  江青把《纪要》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颇为重视,亲自作了十一处改动。内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了一句:

  “于会泳会有什么问题?!”张春桥逼问道——尽管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早已把于会泳给“蒋军官兵的弟兄们”写信等问题上报张春桥。

  “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不清楚。”剧团头头推诿道。

  三月十日,刘志坚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陈亚丁飞来上海。江青给刘志坚看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一起,又对《纪要》进行修改。

  “据我了解,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有意要整他!”张春桥狠三狠四地说道,“你马上打电话给上海,说江青同志要接见于会泳,上海音乐学院必须放人!”

  三月十四日、十七日,毛泽东又两次修改《纪要》。毛泽东在十七日写了批示:

  说罢,张春桥又硬硬地补充了几句,每一句都是一道命令,那口气已经很大的了:“你告诉上海,这是江青同志的决定!如果上海音乐学院不肯放人,那就派市委宣传部长去做工作;宣传部长不行,那就派市委书记去做工作!”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

  连宾馆都不进,张春桥和姚文元钻进轿车,呼啸而去……

  既然毛泽东“觉得可以了”,《纪要》也就可以定稿了。这时,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所加六字,极为重要,使江青变成“出师有名”、“名正言顺”,是受“林彪同志委托”而“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同时也提高了江青的身价,提高了这个“一人谈”的“座谈会”的地位。

  第二天,于会泳就坐着飞机,来到北京,受到江、张、姚的“亲切接见”。

  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于会泳终于跳出了政治危机:“文革”开始以后,上海音乐学院党委把他“揪”

  林彪同志:

  了回去,关进了“牛棚”……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以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

  一九六六年底,于会泳回上海音乐学院“视察”,喝令上海音乐学院党委的头头们一个个跪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那种飞扬跋扈的气势,纷红骇绿,真可谓“盛气凌人”……

  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镗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这个“江记”文化部长大抵也自知民愤太深,所以在“四人帮”就逮之后,他便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此致

  打响批《海瑞罢官》这一炮

  敬礼!

  自从“提携”了于会泳之后,张春桥有了左右手:通过于会泳抓“革命样板戏”,通过姚文元完成另一桩“绝密”任务。

  江青

  这桩“绝密”任务,在上海最初只有两个人知道:柯庆施和张春桥。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这桩“绝密”任务,就是江青交办的批判《海瑞罢官》——后来,“文革”便是从批判《海瑞罢官》拉开序幕的。

  林彪那时在上海。他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经毛泽东亲自阅定,他当然双手赞成。他对《纪要》不改一字,批转军委常委们。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笔者已在《姚氏父子》一书中详加描述,揭开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内幕。此处,不能不交代几句——因为批判们每瑞罢官》,不仅是姚文元一生中的“里程碑”,也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而且还是江、张、姚结帮的契机。

  林彪找来刘志坚、陈亚丁,请他俩起草了一封致贺龙等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们的信。

  江青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晚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之后,就认定这是一株“大毒草”。一个多月以后,江青在和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谈话时,提出了批判《海瑞罢官》,无奈,部长们充耳不闻,这使她极为生气。于是,她下决心,自己找“笔杆子”,自己组织批判文章,给中宣部、文化部一点颜色看看。她在组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时,对中宣部、文化部实行保密。

  当时,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是林彪,此外还有副主席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常委除包括主席、副主席,还有朱德、邓小平、谭政、罗瑞卿。

  最初,她在北京求助于她在一九五四年支持过的“小人物”——李希凡。她想,当年“小人物”敢批俞平伯、敢于与周扬较量,如今当然敢于批吴昭。何况,她有“恩”于“小人物”,更会使“小人物”听命于她。

  林彪的信,全文如下:

  出乎意外,李希凡这一回犹豫了。

  常委诸同志:

  “唉,‘小人物’成了‘大人物’,就失去了朝气,失去了锐气!”江青碰了钉子,愤懑不平。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她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女人。她一旦下了决心,那就非达到目的不可。她的过去的历史,已经非常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何庆施的支持下,《“有鬼无害”论》一文终于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她寄希望于上海了。

  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六五年初,“女客人”和何庆施、张春桥在上海聚首时,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女客人”把任务交给了柯庆施,柯庆施把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张春桥找来了“笔杆子”姚文元。

  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

  姚文元回家之后,从底楼走上二楼,走进了《解放日报》副总编王维的家。

  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王维同志,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我恐怕顾不上了。”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姚文元向王维请假时,没有说明写什么东西。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你去好了!”王维是个爽快的人。他知道,柯庆施常常给姚文元下达“批判”任务。

  此致

  从那以后,姚文元很少上楼了。王维难得见到这位邻居一面。他从不透露最近在写什么。

  敬礼!

  从那以后,原本文章不断见报的姚文元,忽然变得沉寂起来,难得在报刊上露面。

  林彪

  姚文元的“文友”,政治神经异常敏感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作出了判断:“姚文元一定在写大文章!”他特地去看望姚文元,旁敲侧击了一阵子,姚文元连一点口风也不漏。徐景贤越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了。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在柯庆施去世之后,以江青为帅、张春桥为军师、以姚文元为“笔杆子”,实行“三结合”,秘密写作评《海瑞罢官》。上瞒中宣部、中央政治局,下瞒上海市委、华东局。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署名姚文元的洋洋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于上海《文汇报》,世人方知有这么一篇“大批判”的“雄文”。

  林彪的这封信,对《纪要》作出了高度评价。信中默认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一提法。信未说“以便报中央审批”,意味着《纪要》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

  关于此文的写作经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说得最为详尽。她以洋洋得意的口气,才透露了其中的秘密,总算为历史留下一段史料:

  北京在起草《二月提纲》

  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伯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

  一九六六年的二月,风云突变的前夜。当江青和刘志坚等五个人在上海锦江饭店“座谈”之际,北京钓鱼台也有五个人在开会。

  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哈,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许《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上海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二日,北京的五人会议开始于二月三日。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去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

  上海“座谈会”写出了《纪要》,北京的小组会写出了《提纲》。

  江青的讲话之中,也有大言不惭、掺假之处,那就是“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去组织这篇文章。”她以前两回的“批判”——批电影《武训传》和批俞平伯,已经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依仗于毛泽东的崇高声望,她才能打胜仗。这一回批《海瑞罢官》,她又打出了毛泽东的旗号。

  《提纲》和《纪要》针锋相对。

  其实,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阿尔及利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得非常清楚: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北京那五人,便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小组,是一九六四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的,负责指导当时正在开展的学术批判。前已提及,这五人是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

  毛泽东所说的“江青他们”,就是指江青、张在桥和姚文元。

  五人小组写出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亦即《二月提纲》)。不过,后来康生“声明”,他是反对《二月提纲》的——尽管他也参加了会议,据说在会上“沉默”。

  虽说张春桥是《解放日报》的“老土地”,当时的姚文元又是在《解放日报》工作,深谋远虑的张春桥却选择了《文汇报》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张春桥的话很妙:“《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出面不方便。《文汇报》是一张民;司色彩的报纸,便于‘开展讨论’……”

  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

  据《文汇报》总编对笔者说,他是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前一天,才看到姚文元的文章!在此之前,他一无所知!他看到的,并不是姚文元的手稿,而是由《解放日报》印刷厂保密车间排印的大字本。他是奉命刊登——奉张春桥之命刊登,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除了照发之外,别无选择……

  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二月提纲》。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

  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

  于是,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把《二月提纲》印发全党。

  在中共党史上,“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怪物。在“文革”中,“中央文革”竟取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查遍中共六十多年的历史,唯有那十年非正常时期,才会有这般非正常的现象。毛泽东倒颇为赞赏,甚至说了这样的说:

  《二月提纲》显然是针对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引起的思想界的混乱而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意见: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五人小组”的动向,引起江青的注意,难怪她以“有事”为理由,中断了“座谈会”,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探听消息。

  在打响批判《海瑞罢官》这一炮半年之后,张春桥在宦途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出任“中央文革”副组长。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到中央的一步,成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

  三月上旬,正当江青忙于修改《纪要》时,在北京爆发了“电话事件”。

  其实,在“中央文革”之前,倒曾有过一个正儿八经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这个五人小组,早在一九六四年四、五月间,在起草“九评”的过程中酝酿成立的。

  那是张春桥为了摸清北京的动向,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水直去京。

  所谓“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一评”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九评”发表于一九六四年月七月十四日,即《关于赫政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按照张春桥的布置,杨永直跟许立群、胡绳谈话,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要求解答《二月提纲》中所说的“学问”指谁。

  “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建立的。这五个人是:

  杨永直在三月十一日返沪之际,许立群转告了彭真的答复。那是许立群记下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汇报,对话的记录如下,颇为微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兼义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为组员。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义章突然出现在七海《文汇报》上,陡地全国卷起一阵狂澜。作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事先毫无所知。何况姚文。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

  所批判的吴晗是北京以副市长,而彭真则是北京市市长。

  因为有大腿。

  彭真从头至尾,细细读了姚文元的文章。虽然他知道姚文元的文章“有来头”,但他仗义执占:“《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哪里是毒草?!”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水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彭真指名道姓地反攻:“你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你们上海不是出演过《海瑞上疏》,难道你张存桥没有责任?”彭真还说:“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也要批判!”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杭州发表谈话,支持姚文元。毛泽东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足‘罢官’。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在电话里告诉了杨永直。杨永直回沪后,当即如实报告了张春桥。

  彭真直接与毛泽东交锋。翌日,他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毛泽东听了,对彭真深为不满。

  张春桥听罢,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的……”

  姚文元文章点燃起来的批判之火,在全国蔓延。身为“中央文化不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以为必须把这场人论战引上正确的轨道。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即著名的《二月提纲》。

  江青加快了《纪要》的定稿进度,她要以《纪要》跟《二月提纲》相抗衡。

  两军对战,眼看着一场大搏斗要开始了。

  张春桥通过江青,迅速向毛泽东密报了“电话事件”。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从北京飞来的一架飞机刚刚降落在上海西郊虹桥机场,一辆红旗牌轿车就把客人直接送往西郊不远处的一座幽静、外人不知的别墅。

  那个原是五人小组中的一员的康生,精于权术,见风使舵,此时反戈,攻彭真,批《二月提纲》。

  来者不是“女客人”。他戴着一副紫色边框的眼镜,留着小胡子,头发已经花白。大抵由于过度的思索,额头有着深深的皱纹,此人便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主管中共对外联络工作。

  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在杭州和康生作了两次谈话。

  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他不住锦江饭店,每一回总是住在西郊为他准备的别墅里(如今那里已对外开放,成为高级宾馆。一九八七年,英国女王访沪,便住在毛泽东当年下榻之处)。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和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作了谈话。

  康生此行,是为了向毛泽东汇报最近中日两党代表在北京会谈的情况。

  毛泽东这三次谈话,严厉地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人小组”的正、副组长彭真、陆定一,分别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说他们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闹(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①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二六八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毛泽东还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要求彭真就三月十一日的“电话挛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②

  康生见了毛泽东,便开始汇报了。

  ②转引自《五·一六通知》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以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道。

  毛泽东的这些话,批判了《二月提纲》,使彭真、陆定一的倒台已成定局。

  毛泽东离开北京以后,由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两天以前,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去了。

  《纪要》是江青上台的“宣言”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认为应该尊重官本显治同志的意见。”

  当毛泽东跟康生、赵毅敏、魏文伯、江青、张春桥在杭州谈话的那天——三月三十日,刘志坚和陈亚丁在北京为《纪要》的通过,履行最后的手续。因为《纪要》经中央军委常委圈阅通过,刘志坚、陈亚丁为军委起草了致中央、毛泽东的请示报告:

  康生回答道。

  中央、主席:

  “那就不必发联合公报了吧。”毛泽东的脸上,出现不愉快的神色。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引者注:

  康生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连忙说:“好,遵照主席的指示办。”

  指江青三月十九日致林彪信及林彪三月二十二日致贺龙等军委常委信),请审批。

  到此,康生此行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可是,康生依然坐在沙发上,放下手中的笔,压低了声音,对毛泽东密告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军委

  看着康生那副神秘的样子,毛泽东问:“什么事?”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往前倾,声音变得更低,“三月十一日,彭真同志让许立群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毛泽东不在北京,这份报告照理应送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也不在北京。于是,送到了彭真手里——彭真当时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康生此人,身为“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此刻却在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

  彭真读罢《纪要》,异常震惊。不过,知道这一《纪要》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的,来头不小,只得“公事公办”。翌日——三月三十一日,彭真办公室通知刘志坚,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个批语,以便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纪要》。彭真说了一下批语的大概意思,无非是例行公事式的几句话。刘志坚急召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起草了批语。也就在这一天,康生向彭真和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杭州谈话的内容。

  毛泽东猛地吸一口烟,久久地一言不发。康生凭借着多年与毛泽东打交道的经验,知道这表明他的告密成功了——倘若毛泽东听不进去的话,会立即予以反驳的……

  四月一日,彭真把《纪要》、中共中央批语,以传文形式,直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内中未送刘少奇,是因为自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十九日,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

  果真,毛泽东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

  毛泽东在四月一日当天,便在杭州写下批示:已阅。

  张春桥来到了上海西郊。当他握着毛泽东那大而厚实的手的时候,真的,如同当时“时髦”的语言所形容的那样,“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

  四月十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这时,中共中央的批语,已换成刘志坚在四月三日起草的另一个批语,新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评价。于是,《纪要》迅速下达到“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队发至团党委,地方发至县委和文化机关党委”。

  万万想不到,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狄克”,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柯庆施死后,他已从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为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长,由杨永直去当。不过,即使成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也没有多少机会可以亲近眼前这位历史的伟人。他,借助于搞“革命样板戏”接近了“第一夫人”,又借助于批《海瑞罢官》接近了毛泽东。四十九岁的张春桥,已经窥测领袖的脾气、性格多年。在毛泽东面前,他言语不紊,勤于笔记;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

  对于江青来说,四月十日,是“历史性”的日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作为标题,显赫地印在中共中央文件上,这清楚显示江青的崛起。这一文件,阐述了江青的文艺观,并把江青对文艺工作的意见要各地贯彻执行——因为这是中共中央文件,而不是发在报上的一篇文章。

  张春桥不亚于康生,也是一个“情报专家”。他事先已经从江青那里,得知康生密告的情况。他向毛泽东证实,许立群确实给杨永直打过电话。

  最为重要的,还是在于文件中说明《纪要》是经过毛泽东“三次亲自修改”,是“林彪同志委托”,充分表明了江青的“后台”是何等之硬。

  毛泽东捻灭了烟头,终于说话了。张春桥迅速记下毛泽东的话。这段话,后来成为在“文革”中常常被引用的“最高指示”

  在上海策划发表梁壁辉、姚文元的文章,江青毕竟只在幕后操纵。推进“京剧革命”,抓“样板戏”,江青的那篇《谈京剧革命》,也迟至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才得以公开发表。这一回,江青以一颗“政治新星”的姿态,在全党亮相!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引者注:指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问,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中共中央的批语,对《纪要》作了高度赞许: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了几句很有分量的话:

  “这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座谈会。经过毛主席三次亲自修改的座谈会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文件。中央完全同意这个文件。它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各级党委应当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如果再包庇坏人,北京市委就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赔礼道歉。”

  《纪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说明了“文化”方面非来一个“大革命”不可。《纪要》的核心段落,是这么一段话:

  听了毛泽东的这些话,江青微微一笑。她蛰伏那么多年,这一回要大显身手,而毛泽东的支持是她胜利的保证。

  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引者注:所谓“离经叛道”论加上前面提及的“写真实”论等七论,后来被称为“黑八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摘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

  望着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虽然脸上保持三分笑,心中却在狂笑—一如今,再也用不着何庆施“中转”,他眼看着就可以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

  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张春桥的预感一点也没有错。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康生飞回北京。四月九日至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基于《纪要》对全国文艺界的“左”的估计,一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兴起。这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说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远远超出了“文化”的范畴,但最初便出自于《纪要》。

  康生要他手下的笔杆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起草了通知。

  所谓“文革”,就是从《纪要》中提出的“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开始的。

  通知草稿急送毛泽东。毛泽东看毕,觉得内容太简单了。毛泽东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江青以为,过去抓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至批《海瑞罢官》,“只是抓一些个别问题”,这一回,要“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了!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纪要》,成了江青上台的“宣言”。虽说在《纪要》中,江青尚无任何头衔,只是“江青同志”罢了,只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了党的事业”,跟部队的同志“平等地进行交谈”,但《纪要》的下达,表明江青要“出山”,即将担任要职了!

  陈伯达觉得独力难以承担重任。于是,经毛泽东同意,成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陈伯达为组长,成员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时,三十五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的份。

  这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起草的通知,就是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发往全党,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如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这一天,已被历史学家们认定是中国“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人们常说的“十年浩劫”,具体地说,是从这一天算起,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为止。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五月四日开到二十六日。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亦即“中央文革”。

  “中央文革”以那个“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增加了姚文元等人。因此,“中央文件起草小组”成了“中央文革”的前身。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告“中央文革”成立,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八月二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宣布“中央文革”组成如下: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陶 铸、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 谢镗忠、尹 达、王 力、关 锋、戚本禹、穆 欣、姚文元

  不久,又宣布增加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华北局)、邓季翘(代表东北局)、杨植霖(代表西北局)和刘文珍(代表西南局)。

  这样,“中央文革”由十八人组成。对于张春桥来说,他从“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组员,进而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确立了他在中共中央的地位,跨出了从上海进入中央的重要的一步。虽说副组长有四个,张春桥名列其末,但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得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张春桥这个“副组长”的地位就日显重要了。特别是随着“文革”的深入,到了一九六七年一月,陶铸、王任重被打倒了,刘志坚、谢镗忠、尹达被揪出了,“中央文革”的阵营改变了:

  组长 陈伯达

  顾问 康 生

  副组长 江 青、张春桥

  组员 王 力、关 锋、戚本禹、姚文元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关被捕;一九六八年初,戚又入狱。陈伯达则常称“生病”。于是,“中央文革”几乎成了江、张、姚的天下。

  历史真会开玩笑,那么一个“小组”,那么一个“副小组长”,使“狄克”变成使中国亿万人民蒙受十年苦难的灾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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