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人生边上,今世着名小说家钱槐聚一生中缘

2019-11-19 17:55 来源:未知

  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写在人生边上》是四十年前写的,《人·兽·鬼》是三十六、七年前写的。那时候,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没有愈来愈逼窄的边缘感觉,对人、兽、鬼等事务的区别还有非辩证的机械看法。写完了《围城》,我曾修改一下这两本书的文字;改本后来都遗失了,这也表示我不很爱惜旧作。四年前,擅长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陈梦熊同志向我游说,建议重印这两本书。他知道我手边没有存书,特意在上海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我。在写作上,我也许是一个“忘本”的浪子,懒去留恋和收藏早期发表的东西。《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朱雯、杨幼生两位同志都要把这两本书收进《丛书》。我自信我谢绝的理由很充分:《写在人生边上》不是在上海写的,《人·兽·鬼》不是在抗战时期出版的,混在《丛书》里有冒牌的嫌疑。于是,《丛书》主要编委柯灵同志对我说:“你不让国内重印,事实上等于放任那些字句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继续流传,这种态度很不负责。至于《丛书》该不该收,编委自有道理,你不用代我们操心。”他讲来振振有辞,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又麻烦梦熊同志复制一次,因为我把他寄来的本子早丢了。
  我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控制着手笔,只修改少量字句。它们多少已演变为历史性的资料了,不容许我痛删畅添或压根儿改写。但它们总算属于我的名下,我还保存一点主权,不妨零星枝节地削补。
  《丛书》的体例对作者提一个要求,他得在序文里追忆一下当时的写作过程和经验。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致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两本小书也值不得各有一序,这篇就一当两用吧。

1910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苏名城无锡的一个教育世家,伯父钱基成,父亲钱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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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二年八月

1925年 十五岁返家度暑假,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 等大型选本,从此开始系统阅读,是一生治学之始。

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

  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 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角色当然是虚构的 ,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杨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 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 。不过,近来觉得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只是语言幻 成的空花泡影,名说交付出去,其实只仿佛魔术家玩的飞刀,放手而并没有脱手 。随你怎样把作品奉献给人,作品总是作者自已的。大不了一本书,还不值得这 样精巧地不老实,因此罢了。
  三十五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重印前记
  《围城》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初版,一九四八年再版,一九四九年三版,以后 国内没有重印过。偶然碰见它的新版,那都是香港的“盗印”本。没有看到台湾 的“盗印”,据说在那里它是禁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著作里 对它作了过高的评价,导致了一些西方语言的译本。日本京都大学荒井健教授很 久以前就通知我他要翻译,近年来也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了译文。现在,人民文学 出版社建议重新排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着,我感到意外和忻辛。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出版了我现在更不满意的一本文学批评 以后,我抽空又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也脱胎于法文成语(Ie coeur d'a rtichaut),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 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 。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创作的冲动随 年衰减,创作的能力逐渐消失——也许两者根本上是一回事,我们常把自己的写 作冲动误认为自己的写作才能,自以为要写就意味着会写。相传幸运女神偏向着 年轻小伙子,料想文艺女神也不会喜欢老头儿的;不用说有些例外,而有例外正 因为有公例。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 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因为 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 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 可以凑得成和的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 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 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像它酸,也很可能想像它是分外地甜 。
  这部书禄版时的校读很草率,留下不少字句和标点的脱误,就无意中为翻译 者安置了拦路石和陷阱。我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必了一 些字句。《序》里删去一节,这一节原是郑西谛先生要我添进去的。在去年美国 出版的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女士和茅国权(Nathan K.Mao)先生的英译 本里,那一节已省去了。
  一九八0年二月
  这本书第二次印刷,我又改正了几个错字。两次印刷中,江秉祥同志给了技 术上和艺术上的帮助,特此志谢。
  一九八一年二月
  我乘第三次印刷的机会,修订了一些文字。有两处多年朦混过去的讹误,是 这本书的德译者莫妮克(Monika Motsch)博士发觉的。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为了塞尔望——许来伯(Sylvie Servan-Schreiber)女士的法语译本,我去 年在原书里又校正了几外错漏,也修改了几处词句。恰好这本书又要第次印刷, 那些改正就可以安插了。苏联索洛金(V.Sorokin)先生去年提醒我,他的俄译本 比原著第一次重印本早问世五个月,我也借此带便提一下。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1929年 十九岁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入校不久就名震校园,不仅因为他数学只考了15分,更主要的是他的国文、英文水平高到让同学拜服的地步,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到清华后他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他的中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还在大学期间建立了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观念,知识结构正式形成。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该时代的文学天才。

——杨绛

1932年,在清华大学古月堂前结识杨绛。1933年,与杨绛订婚。

钱锺书在上海居住多年。1933到1935年,他在上海光华大学就任外文系讲师。1939年夏,在西南联大度过一段不愉快的短暂时光后,他受父亲钱基博之命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两年后离开,暂居上海,住拉斐德路609号,杨绛的娘家则在霞飞路来德坊。二人本打算休整几月就回内地,没想到碰上珍珠港事件,上海沦陷,他们就困着出不去了。此后八年,钱锺书留在上海,中途搬到蒲石路蒲园,一直到建国前夕。

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87.95分,为历届中美和中英庚款平均分最高)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同船赴英。初到牛津,就摔了一跤,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半个门牙。钟书摔了跤,自己又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手绢上全是鲜血,抖开手绢,落下半枚断牙,满口鲜血。杨绛急得不知所措。幸同寓都是医生。他们教杨绛陪钟书赶快找牙医,拔去断牙,然后再镶假牙。

想起沦陷时期,杨绛心有余悸:

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学士学位。之后随妻子杨绛[5]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

“我们沦陷上海,最艰苦的日子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抗战胜利之前。锺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

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回国。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

钱锺书也曾作诗排解自己的苦闷情绪,诗云《古意》,内有一联:“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又有另一首《古意》,“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

在湘西两年。完成《谈艺录》最初部分,约相当于《谈艺录》初稿的一半。完成《围城》 的布局、构思,有《中书君近诗》一册。有论文《中国诗和中国画》。此文后来收入了《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和《七缀集》。

钱锺书在上海暂无工作,经杨绛介绍,他做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靠给学生补课挣点家用。《家庭教师钱锺书》一文对此有过详细记载。钱锺书博闻强识,学生又没有太多考试任务,补课对他来说,不过大材小用,占不了多少时间,好不容易闲下来,钱锺书燃起写长篇小说的兴趣。1944年,在杨绛的鼓励下,钱锺书开始写长篇小说《围城》,他每天写五百字,晚上给杨绛看,修修改改,直到1946年小说写完。《围城》最开始连载于《文艺复兴》杂志,1947年5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

1941年,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写作《围城》。其时困顿于上海沦陷区时期的经历和情绪,对《围城》题旨和书名的确定有重要的影响。

199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围城》

1945年,抗战结束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其短篇小说《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诗文评《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围城》是一部“锱铢必较”的小说,取材自钱锺书的生活,譬如小说中的三闾大学,就有蓝田国立师范学院的影子,方鸿渐和他的朋友们,也多剪切、拼接自钱锺书的友人,但绝不等于原型。小说对知识分子有鞭辟入里的描写,对婚姻、家庭、求学等人生问题,也有清醒的看法,刚一发表,就在上海引起一些影响,于1948年9月再版,1949年3月三版,此后30年不得重印,到1980年才重见天日,引起震动。

1947年,长篇小说《围城》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1948年再版, 1949年三版。是“晨光文学丛书”之一。《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再版而止。是“开明文史丛刊”之一。

创作《围城》期间,钱锺书还写一些短篇,被收录进小说集《人·兽·鬼》,于1945年出版。其中,《猫》影响力最大,1944年,李健吾和郑振铎策划出版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二人找钱锺书约稿,原想连载《围城》。到创刊号组版时,钱锺书以来不及抄写为由,没有把《围城》交付,而是把短篇《猫》交给二人。由于疑似影射林徽因、沈从文、林语堂等作家,《猫》受到了文坛的一些非议。

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1953年调到文学研究所,其间完成《宋诗选注》,并参加了毛选翻译工作和《唐诗选》《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工作。

《人·兽·鬼》的另外三篇小说《上帝的梦》《灵感》和《纪念》被谈论得较少。《灵感》写一个“有名望的作家”荒唐的一生,是和《围城》异曲同工的作品。《纪念》一改同题小说的俗套,写小布尔乔亚的生活和婚外恋,却不聚焦于批判,而是略带苍凉的把三个主角的交集娓娓道来,留下一丝灰烬的余味。读后倒让人想起同在上海的张爱玲。《上帝的梦》则是一部寓言体小说,小说中的上帝实际上是钱锺书对人类进化到极致的遐想,上帝是看似完美的人,却成为整个世界的独裁者,他继承了人性的善恶,又因失去约束而将恶的一面发挥出来,他的自私、骄纵、虚荣,并没有因为力量的强大而改变。钱锺书在此戏仿了上帝造人的神话,用戏谑的姿态解构了神的神圣性,小说同时是对进化论的质疑,在钱锺书看来,线性上升的历史叙事并不可靠,现代人存在自以为是的性格。然而,《上帝的梦》表意过直,模仿痕迹也较重,有钱锺书自己的风格,但远未成熟。诚如夏志清所说,是“有着法郎士风格的轻浮”之作。

1949—1953年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

《人·兽·鬼》

1955—1957年 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

钱锺书的小说常常不拘于型,夹叙夹议,反讽连连,似随笔,却又有故事的要素,他的小说和散文出于同路,都是作者观察某个群体,有什么道理想说出来,于是寄托文字,以虚入实。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具有典型性,是某个群体的化身,譬如方鸿渐之于孤岛时期的小知识分子、建候之于归国读书人、上帝之于想主宰一切的独裁者。小说成为钱锺书的传声筒、讽刺剧。

1957年因父病到湖北省亲,有《赴鄂道中》五首绝句,寄寓了对当时形势的感受。此年父亲钱基博病逝。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列入“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不久即遭到批判。他在序言中指摘宋诗的缺点称:“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

钱锺书深受新古典主义影响,他的小说里有英国通俗文学的影子。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文学盛产以毫无畏惧的年轻人为主角的小说,语言幽默、讽刺,折射世相百态,钱锺书在牛津期间读了大量这样的小说。另外,留洋经历让他能够掌握世界文学的新潮流,当一批民国作家还在为白话与文言之争绞尽脑汁,钱锺书已经在探索现代主义的技法。他在小说中影射了当时欧美文坛当红的作家,比如T.S.艾略特。《围城》里,苏文纨后来的丈夫曹先生就是研究艾略特的学者,小说还讽刺了一把艾略特,从译名就可看出。钱锺书把艾略特译成“爱利恶德”,就是爱好利益,厌恶道德。这其实代表了当时新古典主义对现代派诗人的偏见。

五十年代末成立《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定稿小组。[6]袁水拍任组长,乔冠华、钱钟书、叶君健任组员。小组的工作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暂时中断。

不过,《围城》延续的还是《儒林外史》的路子,讽刺和比喻性的语言是它的精髓。有人统计《围城》有600多个比喻,这些比喻或是尖酸,或是幽默,个个不重样,让读者在捧腹之余,感受到世相的多样面貌。钱锺书利用比喻写出一部讽刺大戏,伪造学历的方鸿渐、饱读诗书的苏文执、轻声抱怨的孙柔嘉、婀娜多姿的鲍小姐,还有在她身后嘴馋的海归读书人等,都被纳入到这部讽刺大戏中,映射出抗战时期孤岛知识分子的不同心态。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轻蔑领袖着作,所幸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

也是在沦陷时期,耳听刺刀划过墙壁的呲呲声,每日活在警报响起的纷扰中,钱锺书耐心完成了《谈艺录》的创作。这是一本谈论中国诗文的论艺专著,也是钱锺书第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著作。与此同时,他还从事散文创作。他并不是一个专职散文写作者,写散文是“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得益于多年学术生活,钱锺书的散文引经据典,富于辩证,充满书袋气。学者范培松统计过,《写在人生边上》不到3万字的篇幅,钱锺书引经据典多达60余个。这些文章写在抗战时期,涉及战争的篇幅却少之又少,文坛上时兴的阶级、主义、革命、小资等,都不是钱锺书的主题。他既不依附潮流,也不刻意反对潮流,而是专注于他学者似的消遣,谈谈知识分子的家常。后人喜欢把《写在人生边上》称为小品文,钱锺书“名之曰家常体,文中写道:

1969年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不久,“五七干校”迁至淮河边上的河南息县东岳。1970年7月,杨绛也来干校。在“五七干校”,钱钟书一度担任过信件收发工作。1970年6月,女婿王德一被逼含冤自杀。

“正如‘北京人’代表着过去的中国人,‘上海人’代表着现在的中国人,说不准还代表着未来的中国人。在当下的中国语境里,‘上海人’这个词汇一直被用来形容一种白璧德式的人物,精明、干练、自负,自命清高。”

1972年3月,六十二岁的钱钟书返回北京,开始写作《管锥篇》。

彼时的钱锺书推崇上海人,30年代上海人“精明、干练、自负,自命清高”的气质给他好感,到40年代,在上海待久了,钱锺书对上海人的认识更加具体,《围城》里很多人物都有上海人的影子,比如女主角之一的孙柔嘉、点金银行的行长,唐晓芙的父母等,上海人的精明与克制、市民与物质的一面,都在里面了。

1975年 六十五岁。此年前后,海外误传钱钟书的死讯,在港、台、日本等地引起了一阵悼念活动。此误传于1977年前后被澄清。《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

此外,钱锺书还借上海与北京的对比讽刺了一把京派文人的自我优越感。在小说《猫》中,他写道:

1976年 六十六岁,由钱钟书参与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诗作《老至》寄寓了对形势的感受。

“那时候你只要在北京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像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耀,仿佛是个头衔和资格。说上海或南京会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周口店‘北京人’遗骸的发现,更证明了北平居住者的优秀。”

1979年4月至5月,六十九岁的钱钟书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国访问。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贝克莱分校等,大受欢迎。《管锥编》 1—4册由中华书局相继出版。《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收有《中国诗和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等4 篇文章。《宋诗选注》重印。

抗战胜利后,上海光复,钱锺书受聘担任中央图书馆的英文总纂,兼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的主编,不必再为收入发愁。1946年9月到1949年5月,他又兼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在上海和南京两地跑。杨绛后来在《我们仨》中回忆道:“锺书每月要到南京汇报工作,早车去,晚上老晚回家。”

1980年 七十岁。11月,赴日本访问。在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围城》重印。

到此,四十年代走入尾声。可以说,四十年代是钱锺书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其中大半时光都在上海,上海是摩登与传统结合的巨型城市,乱世中的一叶孤岛,给予了钱锺书纷飞无穷的灵感。《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等作品的完成,标志着他的小说、散文创作走向成熟。

1982年 七十二岁《管锥编增订》出版。

钱锺书在1949年回到清华任教,这个决定影响了他的后四十年。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是留在内地迎接新政权的工作,还是随一批学者远赴香港或海外,钱锺书和杨绛都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当时已经名扬学界,要出去并非难事。钱之俊回忆道:

1983年 七十三岁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主持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并致开幕词。《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被列入“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48年,香港大学就曾邀请钱锺书去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教授,朱家骅许给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牛津大学也约他去任Reader。”

1984年 七十四岁。《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此书上半部是1979年以后发表的三篇论文:《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译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下半部从《谈艺录》补订本摘选。《谈艺录》补订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但钱锺书都拒绝了。他爱好中国古典文化,不愿离开父母之邦,遭受漂泊之苦,为此,他甘愿枯坐板凳,收敛锋芒。

1985年 七十五岁。《七缀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包括《旧文四篇》和《也是集》上半部的3篇文章,共7篇文章。

余论

1989年 七十九岁。《钱钟书论学文选》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钟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钱锺书在建国后就不写小说,《围城》重印时,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

1990年 八十岁。12月,电视连续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获得普遍好评。

“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

1991年 八十一岁。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版《围城》,钱锺书对此不是很积极,他觉得好作品自然会被时间保留,不需要作者费力呦呵,出版社编辑好说歹说,他才答应重版。钱锺书的身上有一种二重性,他重视名节,但不追求虚名,《围城》再版之前,他的姿态都很低调,不急着出书,不卷入潮流,依然像古老士人一样手抄笔记,密密麻麻几百页纸,写完就放进柜中,很少人看。

1998年 八十八岁。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打电话,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随着小说《围城》重版、剧版《围城》热播,海内外掀起一股“钱锺书热”,打破了钱杨夫妇宁静的家庭生活,成麻袋的信寄往他们住处,各种活动邀请钱锺书,令他无法专心学问,以至于他说“浮名害我”。不过,钱杨夫妇还是客气地给读者回信,学者周绚隆说:

历史点评:钱钟书是中国现代着名作家、文学研究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天资过人,青少年时就喜好古经典籍,故而练就了文史方面的“童子功”。他在文学上是一个全才,既是一位大学者,又是一位大作家。他学贯东西,在中国古典诗词,西方语言文化方面都有所建树。

“钱先生和杨先生属于老辈的传统的知识分子,讲老理,所有的信都力所能及要给别人回,有些读者冒失地直接找到他们家去敲门,想跟他们交谈,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是他们也很开心。”

1986年10月9日,北京召开“鲁迅与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致开幕词:“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就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发生的问题的范围就愈广。中外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见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据说钱钟书的开幕词“换来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因为他说伟大人物是不需赞美的”。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判断钱钟书对鲁迅的态度。

“钱锺书热”成为世纪末的奇观,也让研究钱锺书成为一时显学,钱锺书在他生命中作品寥寥的最后二十年,反而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热度,这是历史的玩笑,也是值得观察的现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钱钟书是一个特殊的作家,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他对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似乎极少正面评价。他是文学评论家,但他几乎从没有正面评价过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作家。他在学生时代评价过同学曹葆华的诗歌,但也是以否定为主。钱钟书的这种个性和风格,在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我们通过他的文学作品或者学术文字中的线索,来判断他的思路和风格,可以为研究钱钟书打开另外的思考天地。

放在传统士人的逻辑里理解,钱锺书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尤其是在那个新旧之交的剧变时代,仍然有一些老先生和钱锺书一样,在学术上考据严谨、笔记繁复,在生活里不媚权威、待人平和,坚持自己的风骨。然而,为什么是“钱锺书”热,而不是其他与他性格相似的学者?为什么钱锺书能够成为大众眼中的文化偶像,其热度能跳出文学或学术圈子的束缚?究其原因,除了《围城》的长销不衰,围绕钱锺书构建的“记忆神话”“美好爱情”等也是关键所在。经由多方友人的回忆、著书,摆在大众面前的是一个看书过目不忘、读遍全校图书馆书籍、拥有“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钱锺书,它满足了大众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不是兼济天下、经世救民,而是在智慧和人格上的高贵,书籍、媒体等共同构建的钱锺书“人设”,是这么一个高贵的化身。尽管他和真实的钱锺书有所出入。

钱钟书是一个善于用讽刺手法的作家,在他所有的文字中,这是最明显的风格,但作为小说家,钱钟书的想象力并不超群,他凭空虚构故事的能力,从他已有的小说创作来判断,也有较大局限。他的小说一般都有故事来源,有些甚至能让读者产生与真实生活对应的感觉。所以钱钟书凡出小说集,都要强调他的故事是虚构的,不要对号入座,这其实是钱钟书对自己小说虚构能力的不自信。

钱锺书和杨绛夫妇

出版《人·兽·鬼》的时候,钱钟书在前言中说:“节省人工的方法愈来愈进步,往往有人甘心承认是小说或剧本中角色的原身,借以不费事地自登广告。为防免这种冒名顶替,我特此照例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的。不但人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兽是驯服的家畜,而且鬼也并非没管束的野鬼;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从黄土抟人以来,怕没有这样创造的奇迹。我不敢梦想我的艺术会那么成功,唯有事先否认,并且敬谢他抬举我的好意。”

钱锺书的存在必须放在特殊的时代语境去理解,新千年后的时代产生不了钱锺书,或者说,即便出现语言功力和记忆力堪比钱锺书的学者,他也断断不可能复制“钱锺书神话”,如文化偶像一般被万千读者景仰,煜煜生辉又如在雾中。钱锺书和鲁迅一样成为转型中国的稀有动物,只有在新旧变革的时代才能酝酿那样的现象,在古士人之风遗存、欧美先进知识传来的交汇之中,在知识分子占据言论中心、互联网尚未诞生的历史缝隙中,钱锺书凭借渊博学识和非凡记忆力满足大众对知识分子的想象。但这种想象正随着大数据而被动摇,恰恰是在新千年后,对钱锺书的推崇已经分化为拥趸与质疑者的对立,依然会有许多人敬仰钱锺书,但这种知识神话已经愈发失去效力。与此同时,钱锺书在建国后的缄默也成为众矢之的,尽管批评者身处风口浪尖未必比他更勇敢。

到了《围城》出版的时候,他又在序言中强调:“角色当然是虚构的,但是有考据癖的人也当然不肯错过索隐的机会、放弃附会的权利的。”

放在如今,若有一人孜孜不倦地抄录古文,放在朋友圈,他不会引起太大的反响,甚至会背负“卖弄才学”“装X”的名号。钱锺书再能背书,背不过人工智能,有再多的笔记,在互联网面前也如沧海一粟。大数据让记忆神话不再耀眼,草根群体的崛起、市民口味的变化和互联网对权威的消解,也让学者、知识分子不复往日地位,从社会发言的顶层位置滑落至边缘,钱锺书式学者失落的同时,掌握算法规律、精通草根心理的作者成为时代宠儿,他们所代表的正是一种技术神话和市民趣味的结合,反权威、反精英,崇尚技术和消费的力量,用取悦消费文化和技术垄断者的姿态走入市场。于是,在此刻的潮流中回望钱锺书,仿佛民国时读书人对晚清遗老的纪念,多少有点欣赏珍奇古物的玩味。

杨绛在《关于小说》中表达过一个意思:“真人真事的价值,全凭作者怎样取用。小说家没有经验,无从创造。”这也可以看成是钱钟书小说创作的一个经验。所以,研究钱钟书的小说,使用一些索隐的方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很有可能这是理解钱钟书小说的一个基本视角。

参考资料:

钱锺书:《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

杨绛:《我们仨》《记钱锺书与围城》

范培松:《论四十年代梁实秋、钱锺书和王了一的学者散文》

周绚隆、陆建德:《钱锺书写作围城之前,被称作“杨绛的丈夫”》

钱之俊:《家庭教师钱锺书》《钱锺书为什么没有被打成右派?》《编辑钱锺书》

端木异:《钱锺书是怎样炼成的:前互联网时代的知识管理术》

宋丙秀:《围城的版本变迁及修改》

龚刚:《钱锺书谈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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